秋凉的时候，芳芜在办公楼背后的一家音像店里找了份营业员的兼职。说是兼职，报酬却低的可怜，简直有义工的性质，几乎都是晚班，八点到十二点的那种，一周要去四次，周末照常无碍，大约是店面位置不佳，要靠延长营业时间来维持。再后来，我常见她眼睑下游浮现出微青的底色，衬托着眸子越发有错落的层次感。

   “每天睡的太晚，又没有化妆掩饰的本事。”她不好意思地说。

   “疲倦的样子也很好看。”我由衷说道。

   “倒不是想多赚外快，过了时间，就算二十四小时工作也不会有生意。不过，倒总是有免费音乐可听，买唱片也相当便宜——老板再抠也不至于赚员工的钱。”

   “各取所需嘛。”

   “彼此彼此。”她会心一笑。

  虽然已然十月，本该是秋高气爽的天气，炎热似乎还没被完全压服，几次反扑回潮，终于弄得人们都心烦意乱。再加上经济不景气、失业率激增、又恰逢一年一度毕业分手的时候，真可谓多事之秋，对我，就像可有可无的配菜，品尝一下也成，当做主食则万万不行，说不上来有什么不行，总之觉得那些是与我不相干的，如果把那些风尘仆仆的时代当做一种经历，闷是一回事，回忆起来又要如何自处呢？说自己是茫然不知所措的一份子吗？宁愿忘记了事。

  顾客们呢，他们是奇怪的。若是在欣欣向荣的黄金年代，他们会自然而然生出一种仇恨的情绪，看上去那么积极可贵的东西，碰到每个人小小世界里微不足道的小小问题，就完全隐遁匿去了，只留下空剌剌的比照，相映成伤；反过来，阴郁沉闷的时期，悲观像连绵不断的网，瘟疫一样散漫游走，他们则有所凭恃，肆意浪费忧愁，何以人世的悲观成为唯一的解药，我无从知晓，除了默默记下这一方冷淡的背景外别无出路。

  还是要从天赋说起。确然的，我不比谁多知道些什么，只是不会为难自己。因为忘却的实在太多了，记下的也不少，但沉淀下来的记忆，与自己相关的甚少，也就不会无聊的回望，不会问自己如何演化成现在这样，没有中间的润滑，没有骨头接驳处软软的组织，一动起来就要血肉模糊，所以，干脆只留下一幕幕片段也好。与别人的关系也是如此，他们总是问，如果最终还是会结束，何必要有那么郑重的开始。我就冷冷的盯着他们，直到他们不安地用双手在腿上搓来搓去，直到约见的时间结束，他们不好意思地站起身离开。我的天赋就是如此。

  星期六早上，芳芜照例来整理文件。我迷迷糊糊地爬起床，上厕所、洗澡，毛巾上有那种水汗交杂的难闻味道。我皱了皱眉，湿漉漉地穿上衣服，坐回床上读书，说是日本新锐小说家的作品，本身写的极妙。可惜过了半个小时，目光仍停在同一行上，怎么努力还是白费力气。

  “有时间吗？今晚。”她忽然开口，手上的笔却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应该有空，什么事？”

  “晚上去唱片行上班，十二点来找我？”

   我唔了一声，转个身继续睡觉。

  ‘那乍寒还暖的日子啊，完全不似她转瞬即逝的模样。’那一行是这样写的。

       时间像被打到外太空的棒球，倘若不用线拉住，免不了一去不返。

尽管如此，想拉住也是太难了。如果可行，人人都想做时间之外的人。淡的如一方薄薄的纸，时间从背心抵达前胸，不过白驹过隙，痒痒的，止不住笑出声来。别人呢，别人要是 也这样穿过，就会黏在他们身上，头发上，鼻尖上，睫毛上，如同敷上面具，一层看得透、弄不破的薄膜，能呼吸到，有触觉、然后就成了一体。每个人身上都有超越时间的雾气，我们践踏她，硬是要撕下她，又要追求她，拥有她，在这种无可挽回的样子里，我们才能如此崩塌着、满怀心事地彼此相斥、相依。的确如此，这样窘迫，疲惫不堪。大约每个人都靠这个行动，动辄失去方寸，然后缓一缓神，叹口气，挪着步子去到无可挽回的绝境。

芳芜说的雪鸟啦，羽毛啦，等待啦，身体里的那根弦，都好，早被扔到烟灰缸里去了，我记不得了。病既然痊愈了，没有不工作的道理。她端来新煮的咖啡，又把烟灰缸清空，一句话也没说，直着身子，双手抱着资料面无表情地走出去，关上门。我思忖了一会，摇了摇头，按下接待客户的按钮，“开始”，“下一个”，周而复始。

顾客们顺次而入，催眠似的说出自己的身世，从哪里来，将要去哪里，途中经历的事情，这里呢，这里只是一个休息的场所，一向如此，实在是勉强不来的。有时我扪心自问，到底想见到些什么样子的人，听一些怎样的故事，当然不要是忧愁哀伤的，听的太多了，人也湿润起来，到时才发觉，人不会对一种情绪免疫，只有厌倦，而初时听到令人伤心的故事，竟然是安逸自在的，一种浸泡在灾难中的喜悦，定然是某种沦丧的烙印，与道德相悖，喜乐固然也不能尝出味道了，要我生出恻隐之心，未免也太晚了，太可笑了。然而，或许单纯的倾听他们的诉说已然是一种安慰。不错，在冷漠横行的时代里，任何实质性的举动所表达的含义都在道义上被提升了一个层次，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些稍有意思的被随意赋予“伟大”的称号，而本应妇孺皆知的规范成了宣扬性的口号标语。为此，一个顾客曾对我表达出万分的感激。他说，每次倾诉过后，回家收到我随手涂鸦的肖像画和附注的话语，将其付之一炬，就感觉那些烦恼有所缓解，能有这样的功效，真是无从谈起。

还记得第一个不求告慰的人，我至今都不明白他何以能有那样的心思，那样的定净，简直像从空气后面被拽出来的人，理一理头发，嘴角还带着一丝惊讶、几分笑意，对不起啊，不该扰乱了您哀伤的追忆，他甚至还是抱歉的，抱歉自己那样的态度，那样的从容。说起来，因为那样的风度，我记不清他的长相了，好像有惺忪的双眼，有点眼袋，双眉粗而有棱，眉心处有一道皱纹，总之是想不起来了，他的面孔像是从浴室的玻璃上反射出来的，抹去水蒸气就丝毫不剩了。

绞肉机一样的比赛。

神奇的迭戈！

伟大的尤文归来了！

有时我想，我的工作是不存在的，它没有什么名目，不是谋生的手段，也无追求梦想的可行性。那些与我萍水相逢的顾客，不过好像热情有加的忏悔者，他们的意义，给个稳妥的说法，就是往一个神圣的杯子里注水，而我，充其量不过守在杯子旁边的猫，在黑暗处笑着，露出整齐的牙齿，待杯子快注满时伸一伸爪子，把杯子弄得左右摇摆，让它尚有余量可以填充。

    原本的意思，只不过是想有一间漂亮的工作室，至于租之何用，并没有计划，只有模糊的广告词——“想寻求倾诉者，皆可入内”。钱自然是钧佑的，本就是对他无用的东西，水费电费，乃至物业管理的费用他也照出不误。广告词也是钧佑想出来的，那是电话的时节，他百无禁忌地拨打着黄页上的号码，渴望有人听他说话，渴望面对面的交流，哪怕对象只是一台答录机。

    时间总是如此消耗的，那个夏天，北上之后，我躺在柔软如泥石流的地毯上，抽着烟，眼睛盯着天花板上的灯具，感觉皮肤渐渐变轻、变白，烟草混合着血液，在时光的裹挟下悄无声息地划过血管，逝去了，消散了，流尽了，只有手指和嘴巴的动作还在延续，想象着什么会倏忽弥散开来，会是烟蒂，还是总也不肯休息的时光，或是这血液，最后无非一具苍白的身体，可以看见血脉，由鲜红转向深紫，再是暗黑，如此而已。

   “谁会要什么生命？倘若知晓她必然远去。”这一点，我是早就知道的，从我学会听人说话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了。

    半个月后，有人怯生生地敲开门，说是寻着广告来的，想要说说爱情。漂亮的女人，她沮丧得过分，害怕人追问，害怕一个人去买醉，害怕见到别的男人。

   “干嘛不打电话给午夜电台，去听听肉麻的爱情故事，等着偶尔听到的人给你鼓励？”我粗暴地问。

   “怕被好多人听到，就再也不愿提起。”

    和许多事情一样，不说就是永远存在的，要带到天荒地老的境地里去，一经出口，就萎顿了，寿终正寝，再也不堪垂询。彼时我便知道，人们是不好自救的，即使抓着救生的绳索，即使身体轻而透明，最后也会溺死在粗烈的气息里，因为已然从内部放弃了，透露出匍匐着不要站起来的决心。   

人们穿过城市，在咖啡馆里休息，在假日广场喂鸽子，在公交车上随意地看着路上骑车的人群，不熟悉自己瞳孔的颜色，辨不出自己说话的声音，看不见自己的表情，一张愁苦的脸，你不愿意去听他的故事，你听不到那粗烈压迫下的尖叫，听不到他在向你求助，也许不过你被自己的回忆绊住了脚，觉得自己是幸存者，或者正在随着漩涡缓缓沉入水底，这里也许就是我的切入点，人们对自己的关注和对他人的毫无好奇。

    我的工作就是如此开始的，早先恐怕就有了预兆。我的记忆里从来就没有自己，意识到自己是件费力的事，听人说话之前我就懒惰安静——城市里需要的就是千千万万我这样的人，我们没有态度，没有意见，不说一句话就死掉了，这就是对城市的参与，对生命的前仆后继。

吻在身体上，催人泪下。

 

这里是一群中国人，在当今那繁荣兴旺的景象中我又看到了他们，他们走路的方式从容不迫，在人群嘈杂中，孤身自立，可以说，既不幸福，也不悲戚，更无好奇之心，向前走去又像是没有往前走，没有向前走的意念，不过是不往那边走而从这边过就是了，他们既是单一孤立的，处在人群之中对他们来说又从来不是孤立的，他们身在众人之间又永远是孑然自处。

 

只小摘两段，杜拉斯真是神人。

南京多雨，泞泞地全是建筑工地上的泥水，平时飞扬在尘嚣上的烟尘，在路面上践踏和翻滚后，渐渐又汇笼到点缀城市用的污水河道——城市的污秽也是可回收的，越建设，越辉煌，越肮脏。

好多年不读诗，尽管相信自己还是保持信仰中的一个，眼睁睁看着那些璀璨的纯真在眼底被磨碎、碾成一念之间的粉末——上帝曾在每个婴儿额头上轻轻一吻，然后轻轻推到生命之河，数十年之后，等着撒旦去收割——他用手术刀刮开皱纹，嘻嘻哈哈地寻找那吻痕，好似淘金者，涤出一些粉末：天堂与地狱的仪式，生命匆匆，不过是用来传播。

每天睡前会读一篇波德莱尔的诗，照片上的诗人，头发稀疏、脖子僵直、眼神半是空洞半是荒凉——我很难想象，就在大革命后仅仅30年，亢奋的为自由民主呐喊的精神之下，就有诗人能变得如此忧郁悲伤，聊无希望。这情形和现在中国的样子也未尝不可比，后文革时代的中国人，开放于世界的中国人，于时代精神的离心力竟然也如此坚强。

如果喜欢读书，可以看到很多惊讶的邂逅——米兰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起头的诗人诞生和波德莱尔的《祝福》开头相当有默契，《给一位交臂而过的妇女》倒好像是在扬聂鲁达的诗歌里有相同的演绎，当然，都是波德莱尔较早，甚至托尔斯泰和里尔克对他的厌恶，都成了一种对其价值的证明。

了解一个人，只有两个诀窍，一是从头开始，二是到此为止。

 

美好的事物不可比喻而得，比喻带有诱惑性，同时还有习惯性。

 

为了正直的目的摧毁自己的人生，无疑是高尚而愚蠢的。

 

如果一个人被现实环境腐蚀了，他难免失去自己的道德准则。

 

庸俗的人有两种，低层次一点的没有艺术意识，没有对美感的理想，高层次一些的具有艺术意识，却不能把这些意识融化到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去。

 

真正悲观的人，不会对美好的事物视而不见，反而会加倍珍惜。

 

你要让世界的荣光集于一身，才能尖锐批判所有的丑陋和不堪。

 

 

无数话想说，无从说起——真的无从说起——只好算了，摸一摸鼻尖，冷冷冰冰。

有些相信星座，魔羯的命也是耶稣的命，批语倒颇入扣丝丝。

开始重读日本人的书，村上龙比不上石原慎太郎，村上春树还是村上春树。

青山七惠很飒然，我若见她面定亲切叫她姐姐，一个人的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居然还有人拿张悦然和青山七惠作比，随便看了张的几章《誓鸟》，红尘晕晕，胭脂猪肉，好一方东施娉婷

最后是《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好久不读畅销书

原来巴基斯坦人也不是只读《古兰经》

读新书是发现新思想，读旧书是挖掘自己。

这次读《活着》，始终带着个大概念，也是对生之思考，对活之情状的考量。这么一来，情节都有些淡了，甚或无所谓了，有庆的死，凤霞的死，倒也无可说了；凤霞出嫁，家珍带着一小袋白米回家，这些笑出来的事也没啥大不了了。因为有这些大概念，人、事都透明起来，只是跟着难过、开心，然后到沉着不动，就好象余华写福贵"是那种能够看到自己过去模样的人，他可以准确地看到自己年轻时走路的姿态，甚至可以看到自己是如何衰老的。"想想有些欣慰且心酸，未必是源自情节，而起于这种泰然审视过往的状态，《活着》的好，好在这种沉着的娓娓道来，“活着”到头来好不好，恐怕也在这一念之间的境界。

余华恐怕一辈子要陷落在这个无头绪的对生活的思索中，因其一起头就埋在了生之意义和状态的悖论里--情状本身是可叙述的，可活着是不可尽述的，而正因状态不可描述，情状才难能可贵，才能让人哭，让人笑，至于哭笑不得。后面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真真漂亮，是对悖论的挑战，纵然不可能有答案，但尝试的很有力。再读《活着》，我总惦记着《许三观》里那种勃勃生气的戏谑口吻，二喜和凤霞枕面被面的毛主席语录，隐隐能看到这种风情，有似曾相识的快乐。

至于大环境，中国素来可说可不说，脑残的领导人、单纯的人民，生出的是朴实到不需点明的道理，中国没有啥理可以说，说出来要么是空话，要么是屁话，言辞凿凿，杀气腾腾，我也不愿意多想了。

成熟的人会把一切都当作交易，这样他们才能用卑劣的方式去做善事，同时容忍光天化日下的罪行。

 

社会之所以多姿多彩，是因其本质单调异常。

 

无可置疑，好人永远比坏人多，这个念头唯一的安慰就是让人在受苦时觉得稀松平常。

 

所谓戏剧化，永恒的主题乃是念头和结果的改弦更张。

 

没有看开或看不开，只有注意力的转移——境界的形成好比身处炎炎夏日，心里却如皑皑冰霜。

 

幽默的形式体现社会的阶段，共产主义的幽默让人笑到流泪，资本主义的幽默则令人笑中含泪。

 

为艺术、美和爱去行动，是我遵循的唯一准则。

 

人不能因为没有遭受污染而纯洁高尚，任何事物，皆从其反面得到证明和滋生的力量。

 

重要的不是答案，而是提问的方式——很少有人被爱情征服，大多数人只服从于浪漫。

社会上最需要这种人，他们没有态度，没有意见，不说一句话就死掉了。

 

把道德与见识、素质、法律联系起来并给其以头衔，难道不是最荒唐的事吗？

 

大凡有点价值的苦恼都来自两方面，一面是察觉到真实的感受，一面是怀有世俗的谬见。

 

所谓复古，无非抵制传统——复古与继承没有任何的关系。

 

怜悯是优越感的温床，优越感是爱的坟场。

 

有道德的人从来不仇视富人，他们只仇视劳与得的比例。

 

爱国主义乃是牢笼，破碎之后是价值判断上的虚空。

 

天堂和地狱都拥挤不堪——区别只在地狱是炎夏，天堂是寒冬。

 

 

 

给予世界以装饰，给予真相以规律，给予行为以定义，给予感情以含蓄，人们正在把一切自然的变成人工的，没错，人工是纯洁有礼的，自然是粗俗猥亵的。

 

中国人只在现代前有过生活——颠覆信仰意味着所有人都是偷窥狂，偷窥别人的生活并妄图与其一样。

 

新的制度形成了：只要你是人际网上的好手，你就有权获得爱情。

 

默契要合乎时宜，稍微不慎就会冒失，冷漠和懦弱无能。

 

维护社会稳定的是这样一种观念：个人的幸福依赖于一群社会精英的决策，而不是自己的感触。

 

追求事实的人才是理想主义者，现实主义只关注本质和表达方式。

 

过多的强调只导致扭曲——夸夸其谈者的谈话被中断了，他竟然觉得是自尊受到了伤害。

 

当你要求一个人履行责任时，其实却在放弃自己行使职责的权利。

 

伟大的爱情都是弹跳的，关键不在延续，而在重复。

 

人生充其量只是不幸的，只有在时代的黑暗下她才是可悲的。

 

学到怕了，三个小时前躺下，现在又起床准备上班，愧煞先前无所事事的自己。

总归，第一遍看完，周末要犒赏一下自己了，《魔山》、《一九八四》——以前并不觉得读这些闲书的好，不过当作一种习惯性的状态。

一个多月，没有读一本书，没有写一点文，渐渐忘记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了。这时，翻出一本书，看上几页，才知道，以前那种习惯性的状态竟然是活着的证明，不读书，我就会在孤独和自我怀疑里成为行尸走肉。

还有，突然发觉信仰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久违之感。

几天的主旋律是《what i've done》，mv很震撼，毛泽东也是罪恶之一。

真的好久不写了，什么都不写，除了工作日志和工作感悟。

其实，在开始写的时候心里有很完整的计划，贴在墙上，按部就班，但是实在分不出时间去继续这个我着实喜欢的活动。

当你被占据的时候，看似重要的东西都不重要了，确实重要的那些人，你耻于和他们交流，因为口齿间不自然流露的自责和无可摆脱。

越来越发觉周围的环境在一点点的变深，漫过我的膝盖、胸口、脖子、嘴巴，现在，我需要仰面朝天才能让鼻息自然

一年，就当是一年吧，那时，潮流不同了，地球又变暖了，经济开始恢复了，新的总冠军又产生了，尤文开始祈望霸业了，杰克尼科尔森老得不能演电影了，pix出新的动画了。。。一年，就当是一年吧。

边吃饭边听王立群讲史记,刚开始就说:"史记充满了爱憎之情."

眼泪哗得就下来了...

弱...

Here's the deepest secret no one knows

Here's the root of the root

and the bud of the bud

and the sky of the sky

of the tree called life

Which grows higher than the soul can hope

or mind can hide

It's the wonder that's keeping the stars apart

I carry your heart

I carry it in my heart.

什么是真实？整个星期我都被困扰在这个小小的带有迷惑性的字眼之中。

《广播电视网》，一部夸张的带有癫狂性质的电影，展示了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如何在平凡的绝望里迸发和消沉。夸张是真实最好的手法，我们的生活，在人群的嘈杂，信息的充斥和无所事事的寂寞无聊中被无限缩小、颠覆、撺掇着造成了一切我们所认为实实在在的假象。我不在乎有人对我说：“我的家庭很温暖”，或者“我的感情很稳定”，或者“我工作压力很大”，等等等等，全都是他妈的无稽之谈！改良的社会制度，法律体系的完善，呼唤道德的社会风貌，对爱与美的复古情调，或者放弃主义专注于金钱、地位的一次性人生，全是他妈的放屁！真实，就是那些夸张到荒诞，夸张到你无可理解，撞倒你的头你也无法面对的尴尬！

what a shame!!还在沾沾自喜，我也做出一副看明白了的狗屎模样！我才23岁，我懂得什么是人生，我懂个屁！

《一个人的圣经》，篇后记里是评论家的废话“他（高行健）是一个自由的作家。。”我只想说这个评论家的眼睛长在肛门上！自由？他的心被过去缠绕得窒息了！文革的年代，除了政治只有女人可以谈，他出国了，又怎么样？还不是除了回忆只有那些露水情缘？别以为夸奖一个作家自由就是对他写作风格的恭维，你们不配写哪怕一点点的只言片语，那只是对作家真实痛苦的强奸！真实，谁告诉我在文革里还有真实没有？除了他拥抱女人的一刹那，偶遇的女人，别人的女人，意大利血统的犹太女人，崇拜他作品但是并不了解的澳洲女人，这是他体会真实的唯一手段，其他，都是回忆里对文革的憎恨和狐疑，你以为经历过的就是他妈的真实？“中国被毛主义控制了”！是啊，毛个主义！主义是对真实的第一次调戏，然后是人生的悲剧，还喜滋滋地号称坚持信念，所谓信仰的自由和安逸，全是大脑有屎，咎由自取！！

《慢》，早厌倦了米兰昆德拉神经质的喃喃自语，哲学的生活，他是蛆虫里最自以为是的垃圾！人物吃喝拉撒睡，在他那里全是性爱场景，老色棍，被情欲支配的思想机器！真实？捷克人在捷克清洗运动里寻求生理上的安慰，法国人交媾好像街上的野狗，昆德拉呢？用出卖学生的反动思想赚得自己自由写作思想性爱的机会！这倒他妈的真是红楼梦里的意淫，你想看真实，就要跳出书本，直接审视他的眼睛！

《看不见的城市》，卡尔维诺，精密的瑞士钟表，献给堕落城市的最后一首弥撒曲——以后连安魂曲都没有了，谁还在意还原真实？要的不过光怪陆离！从此，真实都是理想和期望，我从未见过的场景。

《1973年的弹子球》，投币，吞币，给你一个重要的得分记录，其实毫无价值——祝大家玩的开心！！！

“全是鬼话！你说，想出这些东西有什么好？”我懊恼地问。

“也许表示…你有风铃的天赋，说故事的有咖啡的天赋，我什么都没有。”芳芜垂着眼睛，淡褐色的瞳孔忽隐忽现。

“也可能表示，我是毛虫，顾客是虫蛹，你是蝴蝶。”

她摇摇头，只浅浅一笑。

“我见过蝴蝶，刚出蛹的那种。

周身都是粘液，像毛虫的血。”

我深深地打了个寒噤，等她继续下文。

“……她们都是雪白雪白的哟，挣扎着从蛹的裂缝里爬出来，翅膀大概都受伤了吧。

一个个挨着爬上树梢，齐齐的一条，冰凌花一样。就这么站在树枝上，晒太阳，等翅膀干了，伤口结疤了，就一起飞走，再也不回来了。”

“很骄傲的蝴蝶？”

“算是吧。白得那么与众不同，该是值得骄傲的吧……

每年这个时候，最高兴的就数壁虎、螳螂，还有蚂蚁。迫不及待地跟上树梢，挨个咬断蝴蝶的翅膀，再把她们扔到地面上。

根本就是屠杀，但是漂亮得紧，像梨花翩翩落下，最后只觉得没有那些动作，不过空气的流动，否则便感觉不到有风、看不出色彩了。”

脆弱的故事——本来应该印刷在浮突的硬壳纸张上，前后页夹着两朵还有香气的玉兰花，或者一卷美人的残发，泪痕斑斑，书页后透露着虚无缥缈的一声声叹息，页间的蠹虫纤纤地爬过书脊——在芳芜，一个二十岁的孩子口中，竟然轻的恍若童话。

“可笑，她们还是毛虫时，安全惬意。一成了蝴蝶，就必死无疑。”她油然说道，表情更像自言自语。

“然而，还是很美。没有什么比漂亮的死更有诱惑性了。”我试探着说。

“就像夏目漱石的猫。”

俏皮。

夏目漱石的猫，喝多了啤酒溺死在水缸里，临死还抽闲喊了几句经声佛号。

猫白天无所事事，要么躺在家里的暖炉上，要么趴在院落的阳光下，对猫来说，日子并没什么不同，暖炉和阳光也尽皆一样。

我对阳光有些心理上的过敏，大概由于阳光斜斜射进房间里，能清楚看到空气中灰尘的浮动，乱七八糟，不可名状。所以我的办公室里没有窗户，只有圆形的乳白色暖炉，好像一颗史前的恐龙蛋，持续地散发着有关时间和生气的非自然又再自然不过的温存。

“热量一旦离开身体，人就开始僵硬、冷酷了。”一个火葬场的整容师傅这样说道，“所以我在葬礼之前，我总是在棺材下面放上大功率的电暖炉，让尸体保持生前的样子。”

“有什么用？尸体还是尸体。”我有些抬杠地反问。

“怎么一样呢？

对活着的人来说，判断活物唯一的办法无非看它是不是还有热量。这世上的人，不是热量源就是热导体，除此以外毫无价值。”

“那你的工作还有什么用？”

“没啥，不过给那些死者的亲友一点安慰。死者就这样暖暖地火葬，红润、微笑、血液流通，亲友就相信他是活着被推进焚化炉的。能活着去死，终究不是什么坏事。”

我点点头，默默地看她吸完最后一口烟，然后熄灭，了无生趣。

“这样算不算坏了规矩？”

“压根没有什么规矩，我也不知道他们的来历，而且我画的肖像比毕加索还差。”

“嘿嘿…”一阵冷笑。

我把目光从风铃上移回来，等他的下文。

“这世界上，没有一样好东西在刚出现的时候，不让人笑的死去活来的。”

“怎么至于？”

“就说咖啡吧…”他耷拉着左手指着满桌的空杯子，“大概六世纪吧，一只埃塞俄比亚的山羊最早发现了这些可怜的小豆子，某个牧羊人把豆子送给修道院。道士、修女、牧羊人，把豆子碾碎、挤压，熬成汤，熬成他们皮肤的颜色。”

“后来呢？”

“大家都喝了呗！像美国的毕业晚会一样，神的仆人喝了魔鬼的汤，禁欲的修女得到解放，牧羊人搞上了唱诗班，只有那只山羊，成了香喷喷的烤全羊。”

“咖啡，”他舔着嘴唇笑道，“该是非洲最早贡献给世界的催情毒药。”

又一阵沉默。服务员取走了空玻璃杯，还清了烟灰缸。想是黄昏了，桌面都要重新归整，清零，等着重新投入硬币。

“明白了？”

“什么？风铃还是咖啡？”

“如果我是说故事的人，在你的办公室里。你会怎么写？”

“风铃，咖啡，当然还有修女和春药。”

他笑着摇了摇头，“还有天赋。

要是有天赋，风铃和咖啡都是一样的。”

我佩服地点头，用手指蘸着酒精在桌子上画了他的肖像：山羊一般的长脸，脸下是一颗浸在酒里的心脏。

在回程的火车上，我打着没有尽头的呵欠，无奈地盯着“禁止吸烟”的严峻告示，昏昏欲睡。梦一段醒一段地过了好久，耳边还是报站列车员机械化的声音，还有列车车轮与铁轨接驳处相撞重复发出的丁丁当当的沉闷旋律——一切都这样按部就班，从平淡到凄惶，到绝望，然后呜呜的一响，到站，散场。

到底多久没在南方见过风铃了？也就七八年前，还住在宿舍的时候，阳台上隐约挂着一个，在换洗的袜子和满是汗渍的文化衫中间，荒诞的莫名其妙。宿舍地面全是烟蒂、空啤酒罐和花生壳，厚厚的积了一层。天亮时，上铺的舍友第一个起身，倦懒地翻身下地，脱鞋哗啦啦扫过宿醉的残屑，好像麋鹿踏在冰原上，然后就是小解的声音、刷牙的声音、穿衣的细琐，最后砰的一声，扬长而去，还其他人一个破碎的晌午。每每，我总能听见风铃在阳台上呜咽，好像吟游诗人走街串巷，在小贩的叫卖、孩子的哭闹和中年婆娘的八卦中透露出明媚的夕阳残照。

天赋也就这么回事。云亲吻产生电，电眨眨眼发出光亮，光散播着在满天空传递云朵亲吻的音响。这些过程在普通人心里不过单调平常的自然法则，也就是素来称之为“真理”的定律：理解力和学习创造真理，注意力和创造力产生天赋——在天赋面前，真理尽是糟粕，虽然她无时无刻不受糟粕的限制和侵袭，好比蝴蝶脱胎于充满粘腻液体的虫蛹，却觉得毛虫恶心无比。

芳芜是去年冬天认识的孩子，孩子这个词，专指对一切具有幻想和惧怕的年纪。

“我嘛……没什么好说的。”她两个手指打着结，垂首看腕表上精巧的指针。

“生在一个村子里，很靠北，很冷，猫都趴在炉子边上，被烟熏得黑乎乎的。

屋子是冰砌的，上下围着厚厚的干草，这样它就暖和了，还会流汗，滴在我们的头顶上，痒死人了。”

我仔细听着，迅速地写“熏猫，冰屋，汗和痒”，心里却想着那种搔痒——是否办公室的地毯也是它长出的毛发，倘若不穿鞋，也会一个劲傻笑？

她幽幽地叹气道：“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在一起都不说话，喉咙被汗挠着，嗓子完全没有声调，耳朵也模糊，非得当面摔盘子才能听到。

所以人人都随身带着大功率的喇叭，背着一整箱卡带，要说什么就拿出来播放。”

“录音是哪来的？”

“一代代传下来的。小孩子从来都不说话，只能听着大人放录音。‘芳芜，别再逗猫了，给墙上洒层水！’或者‘芳芜，地上冰渍太多了，再打层腊！’……

妈妈也叫芳芜，当然，妈妈的妈妈也是。

直到我有了孩子，妈妈才把卡带和喇叭交给我，然后默默地笑笑，顺着村里的小路一直向南，就到了这儿。”她又叹了一口气，头顶豪华的琉璃灯具把她的影子打得破碎不堪，仿佛独幕剧上演员谢幕的光景，渐渐黯淡，肢解，分散。

“有工作吗？”

“干嘛这样问？”她扑哧一笑，狸猫似的一溜烟走了。

荒诞。

荒诞来源于自问和自我反省的不合逻辑，区别于被狗追咬三条街道的莫名其妙和醉酒后胡乱敷衍延伸出的混乱关系——这些，不过是平凡节奏的变调：所有带着节奏感的旋律，自然都要邂逅不可控制的隐含旋律的挑衅，这种暗旋律，要么来自指挥家手臂痉挛的一颤，要么来自音乐厅地板的咯吱作响。而荒诞，好像撕破乐谱偷偷露出脑袋的另一种节奏，不是指挥家的失误，也不是地板的声音，只是作曲家创作乐谱时不小心滴落在五线谱上的一方墨迹，呆滞而威胁地凝视，瞅准机会就要跃上谱子，把其后所有的章节弄得七零八落，全然无可奈何，当然也不合逻辑。

半年后，我得到第一次出差的机会，去到最北边的城市，行李里只带了一双厚厚的皮靴和放录两用的卡带机。事实上北边的春天整整比南边晚了一季，满路上都是紫色的丁香花瓣，很多卖烈性酒的酒吧门口，还挂上了风铃。

角落的双人桌上，已经摆了六个空的玻璃杯，直到他开口，起码已经超过十五个，活像海盗处决俘虏时的模样，把他们全赶到跳板上，越积越多，再塞一个就有人要成为鲨鱼的腹中美食。

“风铃和北方，是噢，我也一直觉得很草率。”他点燃一支烟，饶有兴致地看着我。

他是某个知名的小说家，一周前忽然打电话，说要捐出一大笔钱，买一些可遇不可求的故事，不要我写的笔记，但是要我随手涂鸦的顾客肖像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