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真相是偷偷摸摸的喧闹,人生的真相是偷偷摸摸的静谧.

 

幽默的本质是人性,上帝因为缺乏幽默而被人类放逐了.

 

天堂里,一切都是微笑的,且只允许微笑.

 

世上有比"我"这样的词语更为含混不清的表达吗?

 

文明的传播不在于布道者的说教,一个细枝末节的悄悄流露更让人心痒难耐.

 

正常人不会质疑童话,因为原本就不相信它.

 

文字用于娱己,话语用于娱人.

 

要欺骗一个人,最有效的方式永远是措辞闪烁,而非言之凿凿.

天才是跳跃到历史背后,然后得意挥手的人群.

 

禁欲就是禁绝一切热情,尽管执行禁欲需要极大的热情.

 

伟大的思想不限于头脑,她会操纵每条末梢神经.

 

一切高尚的追求都如同羞涩的少女--你越关注她,她越容易离你而去.

 

寂静是万物之母,沉默是智慧之初.

 

政治家都希望自己是锥子,而不是榔头.榔头只能打压,锥子却可以渗透.

 

要征服一个男人,只要让他自觉平凡无奇,要征服一个女人,就要让她觉得闪耀唯一.

 

如果一个人宣称他(她)完全相信什么,只是因为其缺乏基本的辨别能力.

 

在感情的世界里,男人负责创造剧情,女人负责主导情绪.

三十六回开头一小段:

"或如宝钗辈有时见机导劝，反生起气来，只说：“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言竖辞，原为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蒙侧批：宝玉何等心思，作者何等意见，此文何等笔墨！因此祸延古人，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众人见他如此疯颠，也都不向他说这些正经话了。独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等语，所以深敬黛玉。"

 

真真俗世风尘物,幻境梦中人.愿为曹霑门下走狗,或为玉筹、鹦哥、香囊、梅花络，只嫌自己污浊，不配了了。

 

又:

"宝玉笑道：“就便算我不好，你回了太太竟去了，叫别人听见说我不好，你去了你也没意思。”袭人笑道：“有什么没意思，难道作了强盗贼，我也跟着罢。再不然，还有一个死呢。人活百岁，横竖要死，这一口气不在，听不见看不见就罢了。”蒙侧批：自古至今，大凡大英雄大豪杰，忠臣孝子，至其真极，不过一死，呜呼哀哉！宝玉听见这话，便忙握他的嘴，说道：“罢，罢，罢，不用说这些话了。”袭人深知宝玉性情古怪，听见奉承吉利话又厌虚而不实，听了这些尽情实话又生悲感，便悔自己说冒撞了，连忙笑着用话截开，只拣那宝玉素喜谈者问之。先问他春风秋月，再谈及粉淡脂莹，然后谈到女儿如何好，又谈到女儿死，袭人忙掩住口。宝玉谈至浓快时，见他不说了，便笑道：“人谁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个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谏，他只顾邀名，猛拚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战，猛拚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地！所以这皆非正死。”庚辰眉批：玉兄此论大觉痛快人心。绮园。袭人道：“忠臣良将，出于不得已他才死。”宝玉道：“那武将不过仗血气之勇，疏谋少略，他自己无能，送了性命，这难道也是不得已！那文官更不可比武官了，他念两句书汙在心里，若朝廷少有疵瑕，他就胡谈乱劝，只顾他邀忠烈之名，浊气一涌，即时拚死，这难道也是不得已！还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不圣不仁，那天地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与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并不知大义。蒙侧批：此一段议论文武之死，真真确确的非凡常可能道者。庚辰眉批：死时当知大义，千古不磨之论。绮园。比如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该死于此时的，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就是我死的得时了。”袭人忽见说出这些疯话来，忙说困了，不理他。那宝玉方合眼睡着，至次日也就丢开了。"

 

三十六回虽非<红楼>大关节所在,然至性至情者尤多,曹公大笔,前半回为宝玉心思,替袭人开脸,夹写凤姐险诈,黛玉宝钗无一不到;后半为龄官小传,上承划蔷,金丝雀下接舍蔷哥而出樊笼,大不让黛玉,又夹写湘云依依,宝玉诺诺,岂非"各人各得眼泪"?又似乎承"因麒麟伏白首双星",大有可观--故可笑称"大观缘"云云.

另:想宝玉所说"文死谏,武死战"也未必便算歹死.尝念古今痴人,赚人泪者未必因所持之高洁、所见之深远，不过因心如铁石，致死不渝罢了。

 

我故事的两个主角之一，菲格罗亚夫人，把亨利·詹姆斯的作品介绍给我，他没有忽视历史，在那方面用了一百多页讽刺和温情的篇幅，其中穿插着复杂并且故意含混的对话，可能还添加了一些过分虚假的感情色彩。不同的地理背景：伦敦或波士顿，并没有改变本质的东西。我们的故事既然发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也就不加更动了。我只谈梗概，因为描写它缓慢的演变过程和世俗的环境不符合我的文学创作习惯。对我说来，写下这个故事只是一件顺便的小事。我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情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物和局面形成的原因。

　　克拉拉·格伦凯恩·德·菲格罗亚性情高傲，身材高挑，头发像火一般红。她才华并不出众，智力不及理解力那么强，但能欣赏别人，包括别的女人的才华。她心胸宽阔，兼容并包；喜爱世界的丰富多彩；也许正由于这个原因，她到处旅行。她知道命中注定的环境有时是毫无道理的仪式的组合，但这些仪式使她感到有趣，便认真执行。她很年轻的时候奉父母之命和伊西多罗·菲格罗亚博士结了婚，博士曾经出任阿根廷驻加拿大的大使，后来辞去了职务，理由是在电报、电话普及的时代，大使馆不合时代潮流，只能增加负担。他的决定招来同事们的普通恚恨；克拉拉喜欢渥太华的气候——说到头，她毕竟有苏格兰血统——何况大使夫人的身份并不让她感到讨厌，但她没有反对博士的主张。之后不久，菲格罗亚去世了；克拉拉经过几年犹豫和思索，决定从事绘画，这一决定或许是从她的朋友玛尔塔·皮萨罗的榜样得到的启发。

　　人们提起玛尔塔·皮萨罗时，都说她和聪明过人的、结婚后又离异的内利达·萨拉像是一对姐妹。

　　在选择画笔之前，玛尔塔·皮萨罗也曾考虑过从事文学。她原可以用法文写作，因为她习惯于阅读法文书籍；西班牙文是她在家里使用的工具，正如科连特斯省的太太们使用瓜拉尼语一样。她在报刊上经常可以看到卢戈内斯和马德里人奥尔特加一加塞特的作品；那两位大师的风格证实了她的猜测：她命中注定要使用的语言只适于炫示辞藻，不适于表达深邃的思想或澎湃的激情。她的音乐知识限于参加音乐会时不会出乖露怯。她是圣路易斯人；她精心绘制了胡安·克里索斯托莫·拉菲努尔和帕斯夸尔·普林格斯上校的肖像，作为她的绘画生涯的开端，不出所料，那些画像果然由省博物馆收购。她从本乡本土的名人的肖像画转向布宜诺斯艾利斯古老房屋的风景画，用文静的色彩描绘优雅的庭院，不像别人那样处理得俗不可耐。有人——当然不是菲格罗亚夫人——说她的艺术具备19世纪热那亚艺术大师的韵味。克拉拉·格伦凯恩和内利达·萨拉（据说萨拉对菲格罗亚博士曾有好感）之间一直存在某种敌对的态度；她们两人明争暗斗，玛尔塔只是工具而已。

　　众所周知，这一切是在别的国家开始的，最后才传到我们的国家。众多的例子之一是那个名为具体或抽象的画派，由于蔑视逻辑和绘画语言，今天已经很不公正地遭到遗忘。那一派振振有词说，音乐既然可以创造一个特有的声音世界，那么音乐的姐妹，绘画，当然也可以尝试我们所见事物的没有呈现出来的色彩和形式。李·卡普兰说，他的绘画虽然不受资产阶级青睐，但完全遵照《圣经》里不准人类塑造偶像的禁律（伊斯兰教也有同样的规矩）。他认为，绘画艺术的真正传统遭到丢勒或伦勃朗之类的异端分子的歪曲，而反对偶像崇拜的人正在恢复它。攻击他的人则说他乞灵于地毯、万花筒和领带的图案。美学革命提供了不负责任的、不费力气的诱惑；克拉拉·格伦凯恩选择了抽象画的道路。她一向崇拜特纳；打算靠她尚未确立的辉煌成就来弘扬具体艺术。她稳扎稳打地工作着，有的作品推倒重来，有的弃而不用，1954年冬天，在苏帕查街一家专门陈列当时流行的所谓先锋派作品的画廊里展出了一系列蛋黄彩画。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公众的一般反应还算良好，但是该派的机关刊物抨击了违反常规的形式，说那些简单的圆圈和线条即使不属象征性的，至少使人联想到落日、丛林或者海洋的混乱景象。克拉拉·格伦凯恩暗自好笑。她想走现代派的道路，却被现代派拒之门外。她专心工作，不问成果。这个插曲并不能影响她的绘画风格。

　　隐秘的决斗已经开始。玛尔塔不仅是艺术家，她还热衷于可以称为艺术管理的工作，在一个名叫乔托画社的协会里担任秘书。1955年中期，她设法让已经是会员的克拉拉在协会新的领导班子里充当发言人。这件事表面上无足轻重，但值得细细揣摩。玛尔塔帮了她朋友的忙，然而不容置疑而有点神秘的是，有惠于人的人比受惠的人高出一筹。

　　1960年，"两枝具有国际水平的画笔"——请原谅这句套话——竞选一等奖。年长的一位候选者用浓重的油彩表现了一个斯堪的那维亚型的高大的高乔人的凶悍形象；他的年轻得多的对手努力用毫无联系的笔触赢得了喝彩和惊愕。评委们都已年过半百，唯恐人们说他们观点落后，心里尽管厌恶，仍倾向于进行表决。经过激烈辩论后，大家意见不能统一，起先还注意礼貌，后来感到腻烦了。第三次讨论时，有人提出：

　　"我认为乙画不好；实际上我觉得还不及菲格罗亚夫人的作品。"

　　"您投她一票吗？"

　　"不错，"前者赌气说。

　　当天下午，评委们一致同意把奖项授予克拉拉·格伦凯恩。她人品好，人缘也好，常在她的比拉尔的别墅举行招待会，一流的刊物派记者前去采访摄影。这次祝贺晚宴是玛尔塔组织提供的。克拉拉发表了简短得体的讲话，向她表示感谢；她说传统和创新、常规和探索之间并不存在对抗，实际上，传统是由长年累月的探索形成的。出席展览会的有不少社会名流，几乎全体评委，以及个别画家。

　　我们认为偶然性总是差强人意，而其他机会要好一些。高乔崇拜和幸福向往是都市人的怀旧心理；克拉拉·格伦凯恩和玛尔塔厌烦了一成不变的闲适生活，向往那些毕生致力于创造美好事物的艺术家的世界。我猜想，天堂里的有福之人大概认为那里的优点被从未到过天堂的神学家们夸大了。被打入地狱的人也许并不觉得地狱里总是可怕的。

　　两年后，第一届拉丁美洲造型艺术国际代表大会在卡塔赫纳市举行。各个共和国都派出代表。会议主题很有现实意义：艺术家能否摆脱地方色彩？能否回避本乡本土的动植物，不涉及具有社会性质的问题，不附和反对撒克逊帝国主义的斗争，等等？菲格罗亚博士在出任驻加拿大大使前曾经在卡塔赫纳担任外交职务；克拉拉为上次得奖而自豪，希望这次以艺术家的身份旧地重游。这一希望落了空；政府指定玛尔塔·皮萨罗为代表。根据驻布宜诺斯艾利斯记者们不偏不倚的看法，她的成绩虽然不老是令人信服，还算得上是杰出的。

　　生活要求激情。两个女人在绘画中，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在绘画促成她们之间的关系中，找到了激情。可以说，克拉拉·格伦凯恩是为了玛尔塔，为了想压倒她而绘画的；她们互为对方作品的评判和孤独的观众。我不可避免地在那些如今已无人欣赏的画幅中注意到了她们之间的一种相互影响。不应忘记，她们两人是有好感的，在那场隐秘的决斗中，两人一贯光明磊落。

　　在此期间，年纪已经不轻的玛尔塔拒绝了一次结婚的机会；她只关心她的斗争。

　　1964年2月2日，克拉拉·格伦凯恩死于动脉瘤。报上刊登了有关她的大幅讣告，在我们的国家里，这仍旧必不可少，因为妇女被认为是一个性别的成员，而不是个人。除了匆匆提到她对绘画的爱好和高雅的品位外，大量文字用于叙说她的虔诚、善良、一贯的几乎隐名的善举、她显赫的家世——格伦凯恩将军曾参加巴西战役——以及她在上层社会里的杰出地位。玛尔塔觉得她的生活已经没有意义。她从未像现在这样感到空虚。她想起了早期的情景，便在国立艺术馆展出一幅朴素的克拉拉的画像，是用她们两人都喜爱的英国大师们的笔法绘制的。有人评论说这是她最优秀的作品。此后，她再也没有拿起画笔。

　　只有少数几个亲密朋友注意到那场微妙的决斗，其中既无失败也无胜利，甚至没有值得一提的冲突或其他明显的情况。唯有上帝（我们不了解他的审美爱好）才能授予最后的桂冠。在黑暗中运行的历史将在黑暗中结束。

多年前一个夏天的傍晚，小说家卡洛斯·雷伊莱斯的儿子卡洛斯在安德罗格对我讲了下面的故事。长期积怨的历史及其悲惨的结局如今在我记忆里已和蓝桉树的药香和鸟叫混在一起。

　　我们和往常一样，谈论的是阿根廷和乌拉圭的混乱的历史。卡洛斯说我肯定听人提到胡安·帕特里西奥·诺兰其人，他以勇敢、爱开玩笑、调皮捣乱出名。我撒谎说知道这个人。诺兰是1890年前后去世的，但人们仍常像想念朋友似的想起他。也有说他坏话的人，这种人总不缺少。卡洛斯把他许多胡闹行为中的一件讲给我听。事情发生在泉城战役前不久；主角是塞罗拉尔戈的两个高乔人，曼努埃尔·卡多索和卡曼·西尔韦拉。

　　他们之间的仇恨是怎么形成的，原因何在？那两个人除了临终前的决斗之外没有惊人的事迹，一个世纪以后怎么能勾起他们隐秘的故事？雷伊莱斯父亲家的一个工头，名叫拉德雷查，"长着老虎般的胡子"，从老辈人嘴里听到一些细节，我现在照搬过来，对它们的真实性信心不是很大，因为遗忘和记忆都富有创造性。

　　曼努埃尔·卡多索和卡曼·西尔韦拉的牧场是毗连的。正如别的激情一样，仇恨的根源总是暧昧不清的，不过据说起因是争夺几头没有烙印的牲口或者是一次赛马，西尔韦拉气力比较大，把卡多索的马挤出了赛马场。几个月后，两人在当地的商店里一对一地赌纸牌，摸十五点；西尔韦拉每盘开始时都祝对手好运，但最后把对手身边的钱统统赢了过来，一枚铜币都没给他留下。他一面把钱装进腰包，一面感谢卡多索给他上了一课。我认为他们那时候几乎干了起来。争吵十分激烈；在场的人很多，把他们拆开了。当时的风气粗犷，人们动辄拔刀相见；曼努埃尔·卡多索和卡曼·西尔韦拉的故事独特之处在于他们无论在傍晚或清晨不止一次地会动刀子，而直到最后才真干。也许他们简单贫乏的生活中除了仇恨之外没有别的财富，因此他们一直蓄而不泄。两人相互成了对方的奴隶而不自知。

　　我不知道我叙述的这些事究竟是果还是因。卡多索为了找些事做，并不真心实意地爱上了一个邻居的姑娘塞尔维利安娜；西尔韦拉一听说这事，就按自己的方式迫求那姑娘，把她弄上手，带到牧场。过了几个月，觉得那个女的烦人，又把她赶走。女人一气之下去投奔卡多索；卡多索同她睡了一夜，第二天中午把她打发走了。他不愿要对手的残羹剩饭。

　　在塞尔维利安娜事件前后，那些年里又出了牧羊犬的事。西尔韦拉特别宠爱那条狗，给它起名"三十三"。后来狗失踪了，在一条沟里发现了它的尸体。西尔韦拉一直怀疑有人投了毒。

　　1870年冬季，阿帕里西奥革命爆发时，他们两人正好在上次赌牌的那家酒店。一个巴西混血儿率领了一小队骑马来的起义者向酒店里的人动员，说是祖国需要他们，政府派的压迫再也不能忍受，向在场的人分发白党标志，大家并没有听懂这番话的意思，但都跟着走了，甚至没有向家人告别。曼努埃尔·卡多索和卡曼·西尔韦拉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当兵的生活并不比高乔人的生活艰苦。幕天席地枕着马鞍睡觉对他们并不是新鲜事；他们习惯于宰牲口，杀人当然也不困难。他们想像力不多，从而不受恐惧和怜悯的支配，虽然冲锋陷阵之前有时也感到恐惧。骑兵投入战斗时总能听到马镫和兵器的震动声。人们只要开始时不负伤就自以为自己刀枪不入了。他们认为领饷是天经地义的事。祖国的概念对他们比较陌生；尽管帽子上带着标志，他们为哪一方打仗都一样。他们学会了使用长矛。在前进和后撤的行军过程中，他们终于觉得虽然是伙伴，仍旧可以继续相互为敌。他们并肩战斗，但据我们所知，从不交谈。

　　1871年秋季形势不利，他们的气数已尽。

　　战斗前后不到一小时，是在一个不知名的地点进行的。地名都是历史学家们事后加上的。战斗前夕，卡多索蹑手蹑脚走进指挥官的帐篷，低声请求说，如果明天打胜仗，留个红党俘虏给他，因为他迄今没有砍过人头，想试试究竟是怎么回事。指挥官答应了他，说是只要他表现勇敢，就让他满足这一心愿。

　　白党人数较多，但对方武器精良，占据山同有利地形把他们杀得死伤狼藉。他们两次冲锋都没能冲上山顶，指挥官受了重伤，认输投降。对方应他的要求，就地杀死了他，免得他受罪。

　　白党士兵放下了武器。指挥红党军队的胡安·帕特里西奥·诺兰十分繁琐地布置了惯常的俘虏处决。他是塞罗拉尔戈人，对于西尔韦拉和卡多索之间的宿怨早有所闻。他把两人找来，对他们说：

　　"我知道你们两人势不两立，早就想拼个你死我活。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们；太阳下山之前，你们就能表明谁是好汉。我让你们每人脖子上先挨一刀，然后你们赛跑。上帝知道谁获胜。"

　　把他们押来的士兵又把他们带了下去。

　　消息很快就传遍整个宿营地。诺兰事先决定赛跑是下午活动的压轴戏，但是俘虏们推出一个代表对他说他们也想观看，并且在两人之中一人身上下赌注。诺兰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同意俘虏们的请求；于是大家纷纷打赌，赌注有现钱、马具、刀剑和马匹，本来这些东西应该及时交给遗孀和亲戚的。天气热得出奇；为了保证大家午睡，活动推到四点钟开始（他们花了好大劲才叫醒西尔韦拉）。诺兰按照当地白人的风俗，又让大家等了一小时。他和别的军官们谈论胜利；马弁端了茶壶进进出出。

　　泥土路两边帐篷前面是一排排的俘虏，坐在地上，双手反绑，免得他们闹事。不时有人骂娘，一个俘虏开始念祈祷文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显得吃惊。当然，他们抽不了烟。现在他们不关心赛跑了，不过大家还是观看。

　　"他们也要吹我的灯，"一个俘虏含着妒意说。

　　"不错，不过是成堆干的，"旁边一个说。

　　"跟你一样，"对方顶了他一句。

　　一个军士长用马刀在泥土路上画一道横线。西尔韦拉和卡多索给松了绑，以免影响他们奔跑。两人相距四公尺左右。他们在起跑线后面站好；有几个军官请求他们别对不起人，因为对他们的希望很大，押在他们身上的赌注可观。

　　西尔韦拉由混血儿诺兰处置，诺兰的祖辈无疑是上尉家族的奴隶，因此沿用了诺兰这个姓；卡多索由一个正规的刽子手处置，那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科连特斯人，为了让受刑人安心，他总是拍拍受刑人的肩膀说："别害怕，朋友；娘儿们生孩子比这更遭罪。"

　　两人身子朝前倾，急于起跑，谁都不看对手。

　　诺兰上尉发出讯号。

　　混血儿诺兰为自己担任的角色骄傲，一激动手下失掉了准头，砍了一条从一侧耳朵连到另一侧耳朵的大口子；科连特斯人干得于净利落，只开了一个窄窄的口子。鲜血从口子里汩汩冒出来；两个人朝前跑了几步，俯面趴在地上。卡多索摔倒时伸出胳臂。他赢了，不过自己也许根本不知道。

在现行的社会制度下,每个人都不过是粉刷匠,穷其一生去使那些空虚、无聊、孤独的人生显得缤纷灿烂且趣味无穷。

 

爱本身是美好的，然而对爱的欲望往往是丑陋的。

 

真是奇怪，每当我满怀希望时，人们总是不屑和嘲笑，而当我意兴阑珊，人们却又慷慨地投射鼓励的目光。

 

在所有人类的暴行里，默许最为猖狂。

 

被别人占领的肉体依然活着，被别人占领的心灵已经死去。

 

生命的真相就是选择性的遗忘。

 

推动社会进步的永远是两种力量，一者是精神的遗传，一者是财富的分配。

 

不劳而获的人，心里只能挤出眼泪，劳苦大众却能挤出乳汁、鲜血和酒精。

 

据我看来，一个人的地位和他的精神活动的不协调正是最可靠的真实的标志。

我从未见有人可以超脱物质而生活，偏偏常见只依赖物质生活的人群。

 

对美好的事物视而不见，既是一种恩赐，也是一种惩罚。

 

没一个正直的人都导演着同一出戏剧：能吃能睡，同时又有所牵挂。

 

每日12点半到1点半是雷打不动的闲书时间,最近时而翻翻<看不见的城市>(卡尔维诺),时而扫扫<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黄仁宇),都是先前读的好书.今天才翻数页,得一良段,想是以前未曾注意,又或入国有银行大门后另有感触,遂摘录下来,以为日后补遗面命之用.

 

公元７２３年玄宗任用宇文融为“劝农使”，执行所谓“括户政策”。其原则是现下版籍无名的户口，若不是逃户，就是客户，也不究既往，一律着令自首。登记之后免六年赋调，只是轻税入官。这办法成功，“诸道括得客户凡八十余万，田亦称是”。只是就遇到很多官僚的反对。难道规避赋役的人户应当让他们违法？以免罚轻税而鼓励他们自首则是苛政？这问题要根据当日官僚组织的特点解释。传统的官僚政治表面管辖广泛，实际掌握不深，其行政效率靠由上至下加压力，并非循照经济原则，所以只能铺摆场面，对数目字无法精密核算。各官僚居留于城市之中，胥吏短少，也不能经常体会到乡村各种情形，而最怕变态，此时谁系主户，谁系客户，谁应照原来的租庸调征课，谁可以在六年免征，可能产生无数的纠缠。简言之，这种结构与现代化组织基本不同之处，则是缺乏民间商业的组织在帝督责襄助，担负其一部行政费用，而责成其照法律条文不折不扣的施行。这也是管制大量的农民，只能以集体的办法和预定的数学公式对付之一大主因。唐代的租庸调制，至此已发生问题，兼并盛行，人民迁移，版籍紊乱，宇文融的办法为不得已，但是执行时仍在各地产生不同的困难。

 

我想我懂得为什么上帝要让太阳朝升夕落,为什么要让黑夜白天交替流转.我想他决定这样时一定满怀慈悲和疑惑--日复一日意味着每个人都有重新来过的机会,同时也让那些蠢笨无聊的消耗一次次轮回.

只要我不是陀螺,不是被定在石头底座上的日晷,只要我还在走动,我的生活就会在一层层对过往的剥离里抽茧,那过程如此沉重,丝茧的外壳如此拥挤,我的翅膀被撕裂了,我的触肢细而脆弱,但是我还是在挣扎着挪动,盼望嗖的一声,我展开带血的双翼,尚能摇晃着飞翔--天空能治愈我的翅膀,日光能让我的伤口凝结疗伤.

唯一的惧怕,暴风雨就要来了,我不够时间破茧,雨水会和我的血水混杂,带着干涩的味道.

而你会知道,面庞上那一丝粘腻的液体,不是风雨的惊扰,也不是我的血.你用手指轻轻抹去,定能感到我的挣扎、不甘和忧伤.

最爱压力，最爱现实的阻力，“我最喜欢压力”这是nicolas Cage在《勇闯夺命岛》里说的话，我很幸运，和他说的状况比，我还有时间。

pressure and time,shawshank的名句，外国人似乎不相信“有运无命，累积爹娘”的话，外国人在这个方面，比中国人坚强。

 

最近重读《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看不见的城市》和《挪威的森林》，每本每天只读20分钟左右，平静祥和好像月光下自奏自赏的小提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