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觉得林黛玉仿佛也不如晴雯。除知书能文而外，虽然袭了一身的慵懒和痴情，也有剪香囊，焚书稿的情状，倒不若晴雯来的自然，来得坚持。晴雯确是指着宝玉骂的，也骂袭人，但磨牙一过，又好少爷、好姐姐起来，浑没事一般，心气浮躁然而不记仇。还骂小红，不过见她得了凤姐的差事，这个是丫头之间的虚妒，不算什么大事。可脂砚斋说这就是晴雯祸事的由头，若仅仅因为林之孝家是总管，未免太过，而说最后被赶，连衣服都不准多拿，却是怪在她那烂嘴利舌上。

然而回头一想，又觉蹊跷——晴雯以上所做，分明是孩子脾气，任性恣肆，口无遮拦。这般性格如何能应对着王夫人的咄咄而不急不躁，应对如流？没有三分奸猾，七分事故，怎能说出“我不知宝玉如何”这般的精妙回答？

这一点，恐是未必有人想像过的。我以为晴雯既然知晓这许多关节，而偏又恣肆任性，无非是“自然”二字。懂得非自然的，觉得厌恶，实在不屑为之；觉得自然的，虽然可见有害，只要喜欢，则做的大义凛然，该怒则怒，应喜就喜，纯出本性。

这般情状，陶渊明有之，阮籍、嵇康，王徽之等皆有。恐怕凡洒脱风流，都自然喜欢晴雯，又兼喜欢黛玉。而黛玉因为还泪，涉了个“情”字，难免真中藏妒，爱里怀疑，与宝玉做猜忌的游戏，纵然有趣，也觉得黛玉小性，不够磊落，“果然尚且不如紫鹃明白”，至于旁观者清，这是话外不提。而且又有葬花的情态，雅则雅了，未免有些矫情。既然不知落花有意，自然也不知道随缘，可说不随缘，又不敢按紫鹃湘云所说，又只好随缘了，这缘少了“自然”，就成了命，成了奈何。怎不让人叹息！

若说黛玉少了“自然”，所有人大抵都会说宝钗、袭人一无真心了。仅凭个人喜好，则罕见如宝玉者，既喜宝钗黛玉，又爱晴雯袭人的。而曹雪芹非写宝玉无一不爱，无一不怡，大概是说《红楼》里的女子，本就不分善恶，也不需区分“真伪”，只消说“可爱”或者“不可爱”。那真伪实在是无关的。黛玉晴雯者，洒脱放达，真心不喜礼教规矩，这便是她们的真；宝钗袭人者，谨慎守礼，真心信奉宗法制度，这也是她们的真。诚如林语堂先生所言，二者不过是儒道的分立。儒家讲究形式，谨守方圆才称圣贤，道家则是放浪形骸，最终却也可以升仙。时髦一些，不过是意识形态的外在表现，如此而已。按此说来，袭人对王夫人的那番意见定然是真情所感，又真是遵循儒家祖训，否则断然没有劝王夫人把宝玉迁出大观园的道理了。

所谓“晴有林风，袭乃钗赋”。我却不单认为黛玉不比晴雯，甚至宝钗也不如袭人。袭人可爱，在于信礼教宗法同时也怜生命，还不算无情。好像金钏死时，袭人“点头赞叹，想素日连气之情，不觉流下泪来”。“赞叹”者，袭人所信的宗法使然，“流泪”者，人性使然。而宝钗闻讯“忙向王夫人处来道安慰”，所说句句冷漠，凉薄更胜王夫人，为何？心于此处深而于他处浅罢了。譬如中世纪欧洲的基督徒，常有定罪不通过审判的曰神判，头颈套上绞索，绞死则有罪，不死则无罪。这当然极荒唐，对生命的冷漠也穷尽了。可因其信仰深厚，便不顾人伦，也没有同情，偏又怪他不得，自然也怪不得宝钗了。

顺便一表，我心底实以为晴雯之死与袭人丝毫无关。曹雪芹写袭人，心里是既愧且爱的。愧的是宝玉胸口那一脚猛踹，也愧最后没能和袭人终老。而小说中终有所补偿。不仅让她和蒋玉菡结缘，容貌脾气都是上上选，还赠她一考语曰“贤”。况且王夫人在逼问凤姐香囊时尚不知晴雯。那王善宝家的两次蛆嘴烂舌地吹风，才是祸根吧.

这般想法,大多红楼爱好者是不肯赞同的,定然说我爱袭人而一相情愿.我是不在乎的,一来古今读红楼的人,喜欢的实在不是里面某一具体女子,不过拿里面红颜与自己素来所爱的形象相互对照,取自己认为完美的.而完美又怎么有标准,最终还是见仁见智;二来我所喜欢的,又不仅仅宝钗黛玉、袭人晴雯这两对,所谓哭红者,美丽凋零的都可以哭,也都可以叹,不必拘泥.好似宝玉也祭晴雯,也祭金钏,延伸开来连刘姥姥胡编的偷柴女子也要去祭奠,这感情可说是爱,也可说不是爱.因为处处留情,处处感叹,曹雪芹笔下的"情"字倒比爱更广大,更深厚了.

据此情字,红楼里女子着实多样.有温婉如香菱,有泼辣如凤姐,有单纯如湘云,有独立如龄官...这些都自然成趣,而且往往有古人金玉之德.好似妙玉,兰草美质,偏只求长伴青灯古佛,不求王孙公子,比之陶渊明也不遑多让.

然而曹雪芹的“情”毕竟不同的，甚至比宝玉还放诞。宝玉不过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曹雪芹却说“好色即淫，知情更淫”，又说“吾所爱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此句当属石破天惊。淫亵的事物，是中国古今第一难容。而红楼里的淫荡女子偏偏不少，偏又洒然决然，让人好生相敬。

譬如尤氏双姝的事，本与红楼没什么相关。可缺了二人，红楼也就落入才子佳人的俗笔，也枉费我等看重了。照我看，三姐是红楼梦里第一刚烈女子，比之鸳鸯、金钏远胜。二姐问她是否想嫁，她单说柳湘莲。

“终身大事，一生至一死，非同儿戏。我如今改过守分，只要我拣一个素日可心如意的人方跟他去。若凭你们拣择，虽是富比石崇，才过子建，貌比潘安的，我心里进不去，也白过了一世。”

这话，就绝非黛玉宝钗能说的，宝钗不会，黛玉不肯。而那夜戏耍贾琏贾珍，如何打扮，如何言谈，如何逼贾琏喝酒，都是画龙点睛的笔墨，是我最佩服的一段。这么多女子，这么多桥段，罕见曹公专诚落笔赞叹——竟真是他嫖了男人，并非男人淫了他！想他落笔时也甚得意，以为自己做了颠覆的大事一般。否则尽是葬花焚稿，补裘划蔷，全灭绝了有什么好看？

且见司棋的香囊，小红的遗帕，金钏、五儿的调情，都是封建社会淫极艳极的大逆，而司棋竟不羞耻，反怪表哥懦弱；小红甘之如饴，终日心里想着贾芸，又都美极好极了。至于“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一节，我是独怪脂砚斋的，怪他劝曹公删去四五页遗稿——试问秦氏既是红楼归结性的人物，不淫而自戕，可乎？不可乎？

我是从不做传记的,原因有二.其一,我素来是很冷漠的人,对身边的人,不想深知的,则不去接触,所以与很多人一直默然,只言片语而已.对深知的朋友,又遵循中华民族传统的交友之道,淡淡如水,有很多是长久不联系的.所以不能全然把握他们的动向,传记也就无处而出了.其二,对我所不认识的人,有时只听闻他的事迹,却不曾研究他的品行,有时虽然听说他的品行,又不知他具体做过哪些事情,未免有些臆断偏颇,让熟知这人的朋友好生咒骂我,于我也没什么好处.

想了这许多,终于决定即使写也就写作无名人士,或浅浅用一代号敷衍,即便有人看出,也可写"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几字,把自己保护起来.又写成正传,既不是正史,也不是传说,更没有什么缺憾,我就安然自得了.

以上可代做序言，以显正式。

第二章 优胜劣汰

L君虽然没名没姓，却总是有情状的，否则如同无本之木，又好象数学里没来由的直线，习惯于一贯延伸的，不见头也不见尾，又没宽没厚，总是太轻浮。

说情状，我也不算了解。只知道L君平素是个温柔的人，对自己也很宽厚。手头宽裕时就看电影，坐车兜风，紧逼了就坐在家里作文，赚些稿酬，再去消费。

照例，这样温和的人所写的文章是不容易红火的。但L君作文偏偏与本人性格不同，专爱骂人，或除了自然而外一概都骂，又骂得头头是道，文字里还夹杂着香水瓶子里死老鼠的诙谐和恶心，让读者看着极为感冒——乃是真的感冒——烈日之下能感到心底下渗出的寒，直打冷战，寒冬季节可察觉手心里涌出的汗，如同烙铁，却在不舒服的时候又感强烈反差下的刺激，如同在40度上灌下一厅冷藏的苏打水，酣畅爽极。于是，读者反响便震天价乱吼，有锦上添花的姿态。且L君是绝不发愁没有人可骂的。因其一开骂，性子着急一些的立马回骂，却不知正中了L君的圈套，一场大战下来，观瞻的读者更热闹，L君也更活跃，惟有那最初被骂的倒霉鬼一年到头的怨气，最终也难免“娇袭一身之病”，无笔力回嘴了，L君便用胜利者姿态继续叫嚣，直到那人成了缩头王八，L君也赚了个碰头彩，才算作罢

中国人喝茶已逾千年。说“喝茶”其实尚有些过分，因为听闻以前中国是有“煎茶”、“抹茶”之说的，似乎还听闻有“冻茶”，不知从何而出，想来时时奇怪。

欧洲人常觉自己懂茶，依我看比起中国日本来毕竟相去很远。Gissing曾夸言红茶配土司面包是人生至福，中国人也未必有福消受。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里念念不忘的小曲奇饼干，似乎也是配着下午茶的点心。要我说有这些添头就都不算喝茶，不过随意饮料，用来装饰或提神而已。况且红茶味恬，少了清香，又无功夫茶里苦尽甘来的盼头，与绿茶顶多只做远亲，貌合神离罢了。

真正的喝茶，无非两种极端。

一者多见于北方，尤以北京为最。解放前北京的道路两旁，常有沿街摆摊的小贩。腰间别一白手巾，为路人掸风尘所用。嘴上吆喝，有的说馍馍，有的说二饼，终归都是面食。路人被引来吃饭，茶水却是白送的。一口咸菜，一口饼，再加一大口凉茶。不品味，不细辨，暑气、干渴、饥饿，一下都抛开，整个人也轻飘起来。

当然也有光卖茶水的，就是京韵大鼓里有名的大碗茶，那就得有些名堂。送的茶水大多是茶叶渣子浸的汁，也有粗茶洗过三四道的，仔细说来甚至不叫茶，不过有些茶的姿色，图个生津的念头。大碗茶因其名头，则不可不正宗。可这正宗也怪怪的，不可太劣，拿些残渣来糊弄，起码也要是酸枣大叶茶，好一些可用高末，但这也就到顶了，不便再上，如毛峰，龙井，泡成大碗茶也觉没味，倒把茶叶糟蹋了。

最相宜的是寻一白布天棚，拈一条长凳，靠着土墙边，城门下，看着车来人往，又甚至瓢泼大雨直直浇灌而下，泥土雨水可溅到茶碗里。不须想，大口驴饮，就最有滋味了。

这样喝茶，是身体的愉悦。粗犷的，不羁的快乐，是不能红泥火炉，小杯斟酌的。曾记前两年去北京，过天桥边，大碗茶依然有卖，价格还算公道。但路边的生意远没茶馆里好，茶馆里有说书的，唱曲的，且茶碗都换作紫砂，茶叶也都改用花茶。我却总觉不对味，心底近乎惋惜了。

喝茶的另一种极端多见于南方，即熟知的功夫茶。在我看来，北方的茶是茶的本源形态的世俗表现，南方的茶才是正统的流传。

茶作为饮料，诞生之始仅仅在贵族中普及，后传播到文人雅士，再传到下里八人。

苏辙曾写“倾身事茶不知劳”，而陆游也曾有分茶斗茶的诗句。可见茶本是精细玩味的活物，渗透着品位和格调的精微。

南方最出名讲茶吃差的所在莫过岭南。据说家家户户都有吃功夫茶的茶具，每天茶过数轮才算圆满，否则口中发涩，人也萎靡。

喝功夫茶一般没那么敞亮。几个人聚在房间，分宾主落座，一般是四人同桌，各居一方。主人亲自操持茶具，先烧水润杯，泌去第一道，为的是唤醒茶缘，洗涤她的风尘。第二道水泡茶后，茶壶外侧也要用沸水浸润，为的是激荡茶的内质，诱出她的韵味。

沸水也是不得含糊的。陆羽《茶经》中言：“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缘边如泉涌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也。”这几句，我是不知的，但在岭南人家，似乎已是俗例。

待到茶壶外侧沸水已干，便可斟了。四个茶杯围在一起，主人浇灌逡巡，四杯茶同时斟到七分。潮州人称这一段叫“关公巡城”。后面更是精妙，主人用凤抬头的姿势把剩余茶水一点一滴注入四个杯子。直到满而不溢，这又叫“韩信点兵”，又由于均匀不溢，称为公道杯，有名堂，兼者深意。

这般喝茶，是心灵的愉悦。于寒冬腊月，约三两人，坐在塌上对品香茗，偷半日的闲散，可了却几多尘缘。不禁想起贾宝玉提在大观园里的对联来：“宝鼎茶闲烟尚绿，幽窗棋罢指犹凉”，又想起那小厮茗烟，似乎也有这个意思了。

我的家乡也产茶，有白芽的，也有透着红色的嫩芽。每年三四月，茶农家的女儿一齐结伴上山采茶，是我们那里的一桩盛事。若然遇到春雨，酥酥地扎在软泥上，现出浅浅的脚印。又见碧油油的茶树之中穿花般的女子的衣衫，很是好看。

黄山有毛峰（也叫云雾茶），因其地多水多雾，平添了山涧的秀泽，自然的灵气。家乡的茶虽也有称云雾的，毕竟颇有不如，但也能仿佛一二。杭州的乳前龙井，相传采摘之日就放在女子胸前，用处子的洁净洗涤茶叶的污泥。家乡的茶没这么娇贵。但早年收茶时却也学龙井的样子，放在女子的肚兜里，算是避过第一遭风尘。如此，有雾、有水、有人，家乡的茶也多了一丝看头。

我爷爷那时，新打下来的茶叶，干了以后都要卖到镇上去。镇上也只有一家铺子收茶，还兼做古玩生意，名曰“集雅斋”，主人姓汪，人皆称世翁。爷爷以前曾做过他的账房，两相熟落，常有来往。

这汪老先生可算茶痴，三两刻无茶便似失魂落魄，神游太虚，非靠香茗来压惊镇魂不可。他家内室还挂一匾额，用绿墨书“茶，茗”等五字，其余三字大约也有名目，爷爷也不知晓，我就更无从谈起了。只听说，若然有娇客造访，汪先生必然恭请到书房，亲自煮水沏茶，与来人品评，少则几个小时，多则盘桓一日，可见一斑。

又听说他家茶叶也上灶台，更觉得希罕。

汪老先生在油盐酱醋旁专门设一茶罐，素日密封，随时取用。若单是因为吃大葱蒜头之类，嚼茶去秽气，那也还罢了。据说老先生做笋子，白勺鱼汤，也要加茶。端午节时，菱角水煮也放茶叶，还有粽子，花生，也都带着茶香。还用茶淘米煮饭，连米都呈褐色。

后来这习惯居然改了，说是见过了某人作的杂文，里面说用茶煮饭不过是向淡饭里寻粗茶，不但重复，还嫌矫情，又或者自己也觉得这样未免奢靡，免了而已。

然而这爱茶的习气终究不会断代。汪老先生去世的时候，集雅斋已经不怎么卖古玩，一心只做茶叶生意。汪公子接了产业，首先就改了店铺的名，曰云雾茶庄。家乡的云雾茶当然年年都有，也还买卖安徽的，浙江的，甚至云南的，一时间红火起来，生意做的又广又大。可这红火竟然也不得长久，先是打仗，然后是扫除资本家的运动，茶庄一日比一日萧条了。

我是没见过茶庄昌盛时候样子的，那时我还不在。不过后来全家搬到城里，街的后面就是茶庄的故址，彼时也还有一家卖茶的，只是已经换了牌匾，叫陆羽茶庄。我小时候曾怯生生地进去观望。那老板很凶，店堂里也黑糊糊的，没有一点亮。

从那以后，我再没去过那故址，想那陆羽茶庄，也早已经不在了吧。

家乡的事，完全是父辈祖辈口中的故事，听起来很远，想起来又好象就在耳边。

故事本来就是模糊的印象，当时听故事的我们，由于太幼小，总听不清故事里的话，于是愈发迷糊了。长大一些，回想故事里的那些人，那些事，总怨父辈祖辈太庄严，说的都太肃然凄然，弄得小孩子家也紧张发慌。可回忆起他们说故事时的语气，又觉得他们不是在对我说，似乎不过是在说着记忆里的呓语，声音会渐渐低下去，低下去，终于连侧耳也听不见了。这时他们才抬起头，看着远方，竭力想总结出一些道理，说给孩子听，可此情此景，又总寻不出道理，讲不透缘由，往往抽口烟，叹口气就算了。孩子何等精细，又借着早期的好奇和理解，觉得故事就是那口烟，那声叹息，即使现在看来，也是一般。

我脑袋里的故乡就是如此，除了那些实在的山、海、树林，其余都是那口烟，那声叹息，遥遥地荡在思绪里，越远越近。

一．女吊

我爷爷那时，农村里素来重农不重书，以为书是外面世界里的舶来品。在农活上固然无用，更可恨常使人变野，变轻狂。认识几个字的就一心往外走，不愿意钉在田里务农；懂得更多的，虽不想出走，可也不愿劳动，整天喝着小酒，为别人记几个字，写几笔帐，一年到头，手里居然还有几个闲钱，让那些庄稼汉既艳羡，又鄙夷。

爷爷是村里唯一有学问的两人之一。他念过私塾，又曾在镇上的店里做过帐房，一笔好字，一手好算盘，打起来清清脆脆，每天晚饭吃上几口酒，就到阁楼里点起盏小灯，噼里啪啦地拨弄着那些松木的算盘疙瘩，邻居听着，又惊又疑，不明白算术里上翻下滚的小把戏。可年到收成，又都聚在爷爷家门口，央他给他们算帐，图一个好年景。

村子里还有一个读书人，姓高，少年时候逃难到此地。听闻以前家里是大户，可分了家产以后就没了以前的富贵，独自和老母来异地生活，很有些拮据。然而那高高在上的架子还是有的，轻易不与人交际，只常常和我爷爷往来，下棋、看淮海戏。村里人虽多不识字，但下棋看戏两样却是人人奋勇，见高先生也常常为之，大家都很舒了口气。渐渐混熟落了，有些人开始半开玩笑半当真的称他作“高夫子”，他也不太嫌，安之若素，仿佛长久不被重视的身份再次得到了认证，很有些飘飘然。更过了一些时候，他似乎也有些窘迫，居然代乡里父老写起字来。开始不过是写写春联，也就是年年有余之类，后来就发展到写信读信，生意好不红火。

我一直疑心老家文化的启蒙和高夫子有莫大的关系，纵然是巧合也很欣喜。伴随着村民对高夫子的熟悉，他们对文字的排斥也在一天天弱化，不再是那种冷冰冰的象形文字，而成为了浸润着墨汁一笔笔写出来的横竖撇捺，还有附带着文邹邹语调的日常话语——以人的行动带动文化的觉醒，在我看来这可是第一遭。后来情况更好了，直有烈火喷油的景象，村里一些有远见的家长争着把男孩子送到镇子里的私塾去念书，心底里大约也是以高夫子和爷爷作榜样的。

从此乡间到镇上的道路就吵闹了起来，三三两两地说笑着来往，话语间还夹杂着三字经、百家姓里支离破碎的闲语。孩子们上学放学总要从高夫子家门口路过，高夫子也很爱见他们，老是问学了些什么，会背些什么，还时常摇着头数落私塾里的老师太浅薄，难免误人子弟。孩子们不懂事，有几次把高夫子的话传到了私塾先生那里，先生很着恼，就故意教了孩子一些高深的学问，作为对高夫子的回音，有些文化上“决斗”的意思。高夫子知道后有点发怔，随即哈哈大笑，不知道回敬了什么话，只是私塾先生终究没再传回来什么话，不知是惭愧还是不屑了。

孔子曾说“一乱一治”，传到鲁迅先生那里就变成了“想做奴隶而不成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然而这些话都太大，在老家的农村里更显得大。好象一块大石头被扔到小池塘里，池塘不堪其重量，激荡不起几片浪花。可总有一点是确实的，平静的日子特别快，很容易被扰乱得地覆天翻。

先是村子里的信使从外面回来，说李宗仁在徐州打了大胜仗，把日本人赶跑了；可没几天，村民真切地听到有开炮的声响。又几天，穿着土黄军装的日本军队进了镇里。村子就在海边，而海的那一边就是日本的海岛，忽然就矜贵了起来。日本人在海边建了军港，村庄就成了日本军队补给的集散地，人来人往，熙熙攘攘。

一天，有穿军装的日本人到爷爷家来，身边还跟着一个中国人。那中国人先侧耳听着日本军人的话，神态很是恭敬。紧接着突然倨傲起来，对着爷爷大声命令。大概意思是说让爷爷到村头的日本仓库里做帐房。更奇怪的是这个翻译和日本人说话就佝偻着肩膀，和爷爷说话却挺直了腰板，身体陡然暴长了几丈，好象腰间别着伸缩弹簧，好让身高随着语调弹跳。

爷爷没法，只好跟着他们去了。到村头偏偏见到高夫子，也被人领着往仓库走。见到爷爷他很是高兴，说两个日本人到他家请他做主簿，用毛笔写“仓库管制”几字，歪歪斜斜，甚是丑陋。说罢咧嘴大笑。爷爷比较持重，没接茬，那中国翻译也听见了，吓得噤若寒蝉，不断用眼瞟着身边的日本兵。

日子渐渐起了变化。首先是村里人从邮差那里听到许多混话，最吓人的要数说日本人会吃人，还不怕鬼神，烧了镇上的棺材铺子，又至于砸了观音和关公的像。然后的日子里，却有些确实的事情发生在村民眼皮底下了：村头的通往日本人仓库的那条路上失踪了好几个人，夜里还常常听到枪声和狗叫。

于是，那条路成了禁区，人畜不行。惟有高夫子和爷爷早上结伴去仓库做事，晚上结伴回村休息。村里人害怕那条路，恐惧的情绪蔓延开来，他们也开始畏惧高夫子和爷爷，似乎他们每天上要从鬼门关来回两趟，把阎罗王和钟馗天师，牛头马面什么的一股脑全得罪了。孩子们却不管那么多，他们把这事当冒险奇遇，经常缠着高夫子说故事。高夫子也不推避，拿着《西游记》里的故事一回回哄孩子，只不过换个名，他自己总是做孙悟空的，爷爷难免一时成了唐僧，一时成了八戒，不是迂腐就是胆小了。村民们开始不让孩子找高夫子听故事，可看了几天，发现高夫子那儿也没什么阴森吓人的机关，又兼孩子每天听完故事回家都兴高采烈，也就不多说什么，但是素日里央高夫子写信的人却没有了，不知道是因为心底里疑惑还是战事紧张，邮政瘫痪的缘故。

这样过了大概两年，有一日，日本基地里来了个日本女人。素白的和服裹着她娇小的身体，被海风一吹显得很单薄。她在中国翻译的陪同下找到高夫子，一见面就抽噎起来。高夫子慌了神，连连用学了两年的夹生日本话劝慰她，声调却极是僵硬。翻译忙解释原委。

原来这日本女子有个兄弟在军队里当军官，前些日子被地下党杀了。不知是日本人固有的唯美情怀还是遗嘱里冷冰的文字，那女人硬要把兄弟的骨灰洒在海里。女人自己要捧着灵位上船，算是守灵的仪式。可军队里的人书法都是平平，于是来邀高夫子挥毫，写些千古、流芳的词句。

高夫子大约是被那楚楚的表情揪住了，研究了一晚上，写成一张正楷，又陪那女人挑选牌位用的上好松木，忙了好几天。

从此，更为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爷爷不再和高夫子一起回村，后来又有渔夫见高夫子和那日本女人在海边散步，两人都没穿鞋，高夫子的长衫浸透在海水里，透着春天随海潮涨落的海风的气息。

两人终究结了婚，这是颇古怪的。日本军方怎么看不清楚，村民却很反感。私下里都说高夫子做了日本人的女婿，且是入赘。仿佛是孔夫子做了日本人的女婿一样。女人过门那天，日本人没有来送，高夫子把她接回来，满脸欢喜。高老太太也很高兴，虽然媳妇不会说中文，但磕头拜祖宗时候的虔诚劲让老人心里一百个乐意。村民都聚过来瞧，可都不是来祝贺的，脸上一副古怪的表情，又默然又关心。

只有爷爷送了贺礼，叫了声“嫂子”。回家后被奶奶数落了好一阵。

据说中国是最有宗教宽容的国度，连犹太人都可以融合到中国的礼仪体制里不哭不闹。然而在我看来，那大概是广泛意义上的宽容。老家农村里的排斥和固守如夜里的黑幕，战争、政策、屈辱都无法弥合或刺透。一个敌对民族的女子如何在爱与仇视的旋涡里存活本身就是勇气和耐心的考量。

抑或是我太过敏感，不明白大冲突，大疑惑消弭在日常生活的轮转里就成为了日常的杂事：

那日本女人平素见人总是带着微笑，每天和村里的妇女一起洗衣做饭，对婆婆也极为恭敬。她做的糯米团子美味非常，常常分给邻居和小孩品尝。高老太太很有些得意。还常拿糯米团子去拜佛，见到孩子就给，见到僧侣也分，颇有周作人《结缘豆》里的意思。

女人做鱼更是一绝，居然可以把鱼汤炖上几个小时而鱼身不散，一揭锅盖，香味四溢，惹得村子里贪嘴的男人都顾不上礼仪，隔着窗子向厨房探视。

这微笑，鱼香，糯米团子，一下就在村里传开了。村里的妇女都开始愿意和她一堆，男人们不好表示，可见到高夫子时候都有些艳羡甚至嫉妒，慢慢弥漫开来成了一道独特的情感风景。高夫子也显得得意，日子也渐近小康——酒葫芦是鲜见离手的，还有件新物事，乃是支钢笔，镏金的笔尖，划纸沙沙得响。

那年秋天，也是沙沙作响的季节。一方面，满山的红叶堆积，层层累着，松鼠什么的从上面一过，就有枯叶断裂的清脆的声响；另一面，镇上的枪声开始密集了，海风吹着直有秋雨的味道。日本人惊慌起来，大包小包的物资往船上搬，这是溃退的讯号。

村里人都以为那日本女人要走，甚至于舍高夫子而去。可这事终于没有成真，竟然连一点兆头都没有。

过冬的时候，日本人已经全部撤走了，只留下几个空荡荡的仓库，好像“到此一游”的德性。只有那日本女人没走，她已经不算游客了。

政府里的人接管了镇子，顺带着接管了村子。没几天就有传令官跑过来做演讲，大意说对日本的战争已经胜利，现在的任务是清理日本遗留下来的问题，抚慰死难的战士家属云云。村里没什么人当兵，当然算不得军属，也享受不到那“抚慰”的优待。但听到汉奸、间谍之类的话，所有人心里都是一凛，不自觉得回头去看站在后排的高夫子和爷爷。

传令官觉得奇怪。演讲结束就拉了个人来询问。盘查了几个小时，终于知晓了全部情况。当他得知爷爷和高夫子曾经为日本人工作时，兴奋地不断撮手，又知道高夫子娶了个日本女人，竟然连脸上的肌肉都抽搐起来，愤怒地大骂。当即命令手下把高夫子和爷爷抓到镇里审问。至于女人，吊在树上打！

那天傍晚，村头打谷场的磨盘上已笼了一层寒气。

政府的军人拖着日本女人，一直从山道走到村头，将她双手反绑，吊在打谷场旁的大树上。高夫子和爷爷也被押着，高老太太拖着小脚一路哭号，撕扯着军人的衣服。村民们远远地跟着，又惊惧又疑惑。

天是够冷的，海边的村庄更是有冰封的寒意。

女人只穿了一件单衣，在枝桠的风头上瑟瑟颤抖。传令官先是列举了日本人的罪行，然后是爷爷和高夫子的，似乎若不是他们，日本人就不会如此凶，战士们便不会死。至于日本女人的罪过，他只字不提，却好像已不必述，直接吊打而已。那纠结盘缠的皮鞭，浸了通体的麻油，挥舞起来发出破空的骤响。

第一鞭下去，女人白色的衣服上已然现出血痕。全场却静得出奇，只有高夫子在大叫，高老太太早已晕死过去。

村民们没有声息。在他们眼里，军队和自己的世界是从无瓜葛的——日本人来，难免害怕，政府军来了，又何尝不怕？至于读书人和外国人，也是外来世界的。他们一辈子也未曾想见军人押送文人，鞭笞外国人，他们一步步地后退，只有几个村妇，因念及那日本女人素日的和善，怔怔站着不动，如泥塑一般。

日本女人也没有声息。她如何不叫，不求饶，对所有人都是奇怪的。

传令官对气氛的诡异丝毫没有准备。他听过山呼海响的叫骂声，处决过万众唾骂的汉奸贼子，却从未经历这静默。

生杀大权的极度怀疑乃是漠然，这小小的军官当然承担不起。寂静如最钝的刀子划在神经的末端，有轰鸣恣肆的强音，又逼迫出人性最可恨的尴尬、幼稚和疯狂来。

据说，那天的拷打整整持续了一夜。村民都回去了，打谷场上只留下高夫子和爷爷。高夫子的嗓子已经嘶哑，最后只能发出忽忽的语音。士兵们嫌难听，就把他的嘴巴按在沙地里，嘴唇磨破了，裂开了口子，牙也被挫掉了几颗。

女人已经昏死过去多次了，还是没有求饶嘶叫。每次昏死都用水浇醒，冷气一冻，凝住了她的头发，晶莹剔透，映着月光现出圣洁的光华。

爷爷跪在空地，一直等到天亮。

一直等到全国解放，又等到文革运动，等到他子孙满堂，等到他可以对我讲这些故事。

可每次故事说到这里，爷爷就不继续了。犹如他对我说三国，只说到白帝城之前，说水浒也不讲招安一节一样。我总缠着问：“高娘子后来怎么样了？”爷爷不过摇头，再不言语了。

有一次问奶奶，高夫子最后怎样。奶奶淡淡地说，“还不是去了，临去还给你爷一只钢笔”。我忙问钢笔的所在，奶奶朝爷爷一努嘴，“在他嘴上叼着呢”。原来，那钢笔终究坏了，笔杆却很合用，被爷爷拿来做烟嘴了。

我细细看时，爷爷刚好吐出一口烟，荡悠悠地在空气里转了一圈，便又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