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封建社会到底遗留给我们如何的印象，我到现在还不甚了了。说是一片抑郁的黑幕吧，秦始、汉武、唐宗、宋祖，总让人心潮澎湃；说是一片明朗朗的天空吧，近代的欺凌侮辱又让我们怎么也开心不起来。只好听之任之，说起强盛就赞明朝之前，说起衰败就骂清朝之末，想想都感觉有些可笑。

  也许，文化、历史都是复杂揉杂的一团，本来就分不清楚。但是封建社会的逻辑又强迫广大民众在心理上做出一些划分，譬如善恶忠奸，君子小人云云。几千年的划分下来，倒没挣得个云开雾散，反而把封建社会的逻辑给颠覆了，不知是该悲哀还是怜悯，又或赞叹历史的进步了。

  不管怎么说，简单的二分思维还是在人们心里遗留了下来，好则无一不好，坏则无一不坏，显得盲目尴尬。比如一说起岳飞，抗金保宋，小人陷害，冤死骨寒，乃至诸多传说都被渲染得神乎其神，却鲜有人提起他镇压农民起义时的铁腕血腥。而一说起项羽，立马想到他缠绵悱恻的霸王别姬，和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威武雄壮，对其刚愎自用，残忍好杀也绝少分析。似乎对待这些人物，本就不该怀有态度，不是敢爱敢恨，而是当爱当恨，很是简单。

  惟有曹雪芹不喜欢简单。《红楼梦》里的人物个个八面精巧，细致入微。贾宝玉可以大耍公子脾气，一脚把袭人踢得吐血，令人心里忿忿；贾雨村也可以因为两顾之恩迎娶娇杏，甚至可以大发宏论，点评历史风流，让人颇感钦佩。

然而，对历史人物即使如此描画也嫌太乏，从历史开始，就应该以历史结束。善恶忠奸不过是民间形象和艺术形象的评判，人性在时间的覆盖里只好象落叶在水面无力的旋舞，一阵涟漪就消失不见。

那么，不如抖开浩淼的长卷，看看里面那些可爱可敬的人物是如何面对历史的悖论和欺诈，同时也偷眼看看中国文官人生态度的纠结和缠杂。

二．

一定有人认为本文的题目有些故作奇论，哗众取宠的嫌疑。毕竟，毁灭一个国家，大多缘自一个愚昧的君主，一堆谄媚的大臣，有时加上一些鼠目寸光的宦官外戚。忠臣在他们周围，建议得不到重用，措施得不到实行，只好直言触犯皇帝的威严，最后不过得到个冷风凄月，或在罢官赴死前说几句“忠言逆耳”的仰天长叹，没什么好回味了。

就说商朝时候的一代名臣比干，他作为封建社会里为官的典范被歌颂景仰了数千年。当年纣王迷恋妲己，不理国事。又建造酒池肉林，发明炮烙酷刑，弄得天人共愤。比干身为皇叔，义正词严进言喝止。惹得纣王大发雷霆。妲己在旁幽幽地说：“听说忠臣都是天赐贤人，心上都有七窍，不知是真是假。”纣王信以为真，转脸直面比干，眼中尽是跃跃欲试的神情。比干心下悲凉，横眉冷竖，拿起侍卫的佩刀，在纣王面前自剖胸膛，捧出一颗沉甸甸，发着金光的玲珑七窍心。登时天地变色，风雷齐鸣。比干瞪视着纣王，破口大骂，随后轰然倒地。面对苍天，背脊贴地，吓得纣王面白如纸，良久无语。

这些当然都是神话，但比干正气忠诚的形象，已经深深植入了每个人臣的内心。如果怀疑比干的人格，即使是用颠覆的眼光，也是对他的亵渎。但细说起来，比干的行为无疑造成了忠臣信念和价值的错位。

在我看来，处在帝王之位的凡人大多具有心理阴影或者心理暗示。要么认为天赋君权，由于神圣，所以专横，容不得批评和怀疑；要么经历了宫廷斗争的惨烈和血腥，认为王位来之不易，战战兢兢地固守，不肯放弃权力，眼光开远一些就励精图治，用能力来舞动权杖，眼光短浅的难免贪图享受，醉生梦死，罕见一心为民，虚心纳建的开明君主。就连文景时也杀晁错，汉武帝也多次罢免汲黯，唐太宗也时常被魏征惹得怒火中烧，可见皇帝从来就不是从善如流的一个群体。

然而忠臣自有一番逻辑。他们认为如果生在盛世，自然应该鞠躬尽瘁，如果生在乱世，面对孱弱或者骄横的君主，则应该据理力争，即使死也是死得其所，无所遗憾，起码身后有人可怜，有人赞叹。

说的不客气一些，忠臣们把自己看得太轻了，他们的信念被史书的光辉、前人后人的溢美感叹描画成了狭小的固守，看不见历史的使命，兴亡的召唤——如此狭窄的信念、单一的行为操守，扭转得了几度兴亡，几多嗟叹？

在我看来，信念、人格对价值的淡化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甚少涉及“人”这个主体的一个关键原因。单调的道德、孤独的群体性的坚持必然导致单调的生命格局和生命结局。可如若依照价值的尺度，生命的形式就会宽广得多，人臣便会在对价值的反思、形式的调整中不自觉得，而又陶然怡然地意识到“人”是如何在自我调整和自我适应里实现存在的主题。比干完成了信念的涅磐，却在价值的审视里归于无奇，还欣然享受了长久的崇拜和效法，真不知不自觉的迷失是可悲还是幸运了。

还有更可悲的例子。周幽王刚即位时大选天下美女，充实后宫，整日寻欢作乐，不理朝政。其时又逢歧山地震，山洪迸发。臣子中有一个叫鲍向的，认为这是由于皇帝无道，造成上天不满。就勇敢进言，在朝堂之上指责皇帝选美，弄得天怨人愤，非明君所为。周幽王大怒，把鲍向投入大牢，一关就是两年。鲍向的儿子为了营救父亲，四方奔走，用尽办法。最终在民间寻找到一名美女，唤曰褒姒的，献给幽王。幽王见色心喜，关人关得坚决，放人放得爽快，一人换一人，看似极为合理的交易。

最终，鲍向由于反对选美而获罪，又因为在选美大潮里的大功而脱罪。熟悉《东周列国志》的朋友一定了解，八百年周王朝轰然崩塌的直接原因就是幽王为博褒姒一笑，用烽火戏弄诸侯。以至真有外敌来犯，无人能救。

鲍向间接促成了王朝的倾颓。可乱世盛世，只维系于帝王的强健和庸碌。繁华安乐，忠臣就是锦上添花的注脚，风雨飘摇之际，他们则成了如此尴尬的角色，群体性的无奈再次印证了历史的苍凉，后人哭之怒之，无法可想，又让后来之人愈发疑惑盲目了。

三．

所幸历史是一种补遗的构筑。一种意识，一样态度，无法禁圄一代代的质疑，一次次的探究。

在直谏的忠臣身边，站出了几多活泼可爱的人物。他们嬉笑着眨眨眼睛，谈话间抖出几个包袱，惹得皇帝开心，奸臣烦心。民间于是有了诸多传奇，朝堂的国家大事有了世俗的幽默，历史间纵抹出一道亮色，划破层层的厚重，好像在乌云边上镶出了五彩的轮廓。

首屈一指者，乃是西汉武帝时候的名臣东方朔。

无论承认不承认，古代文人总有几种基本的心理状态。傲气和怀才不遇是其中相辅相成的心理牵绊，反映在行为上是济世与避世的矛盾态度。忠臣的正直勇敢缘于极端的济世情怀，他们的傲气由于正直的大义显得极为慷慨。王权在他们的眼中不过是维护济世情怀的世俗手段和正统规范，远非操纵生死、决定宠辱的力量。

相比他们，东方朔们具备更为健全的心理，随之而来的是更为合理的存在状态。他们了解王权的恐怖，偏又能抚平集权专断与他们济世理想之间的矛盾。很多棘手、艰辛的问题，在他们不过是一场游戏，几句笑谈，他们不做权力的抗争者，只做权力的朋友。

这样就构成了无数人臣梦寐以求的“大隐”的状态——在我看来，大部分隐没于山林的雅士无非是无的放失的自恃，隐没于市集的也就是矫情造次的民间广告，而隐没于朝堂之上的，才是嬉游于风口浪尖却犹有余力的智慧能人。

就说东方曼倩。传言说他刚做官时俸禄很低，常常饿得眼冒金星。一日见汉武帝的侏儒弄臣背着一大袋粮食，压得矮小的身躯愈发短粗。他心生一计，就故意恐吓说武帝有意诛杀侏儒。那侏儒心下惶恐，哭着闹着向汉武帝求饶。武帝大怒，欲惩治东方朔。东方朔不慌不忙地说：“将士身九尺，月饷十担，侏儒身三尺，月饷也是十担。弄臣肥而士卒饥。日后作战，将士们空腹杀敌，难免力不从心。到那时陛下必然认为弄臣白白消耗粮食，盛怒之下肯定会杀侏儒、安军心。臣说陛下要杀他们，不过以今观后罢了。”汉武帝哈哈大笑，随后颁布法令，为国者多得，为乐者少得。兵士听闻，人人喜不自禁。

谁能想到，如此具备社会公平性的法令，如此浩大的社会工程，居然不费半分争取，不耗半点牺牲。也许在集天下权力于一身的君主面前，如何实现个人的社会理想成了心理问题的考量——忠臣们又疑惑了，把“人”和“权”分开讨论，他们会乱，会不懂。

还是东方朔最先点破，他在《答客难》中随口吟道：“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夫苏秦、张仪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擒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说得行焉。身处尊位，珍宝充内，外有仓麋，泽及后世，子孙长享。今则不然：圣帝德流，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天下平均，合为一家，动发举事，犹运之掌，贤与不肖何以异哉？遵天之道，顺地之理，物无不得其所；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夫天地之大，士民之众，竭精驰说，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悉力慕之，困于衣食，或失门户。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传曰：‘天下无害，虽有圣人，无所施才；上下和同，虽有贤者，无所立功。’故曰：时异事异。”

这几句，我一直当作封建社会中为官者的绝唱。而全文中更有一句名言，“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语重心长地规劝着。忠臣们还是不懂，他们无惧于死，只怕变通。

四．

不管怎么样，东方朔的话还是留下了遗响。晏子、刘墉，纪晓岚，乃至许多没有留下姓名的官员，都嬉笑不羁，乐呵呵地在君主身边陪伴，保存一颗忠心，针砭时事，提醒厉害。而直言犯上的忠臣，不过发了一句呐喊，就把生命抛给历史，留得一身正气，一生遗憾——信念的前仆后继炮制出生命格局的条条框框，让生命历程的步伐一脚泥泞，一脚肃然。

仔细想想，的确难以否认。在昏庸的皇帝身边，往往不乏忠臣死士，而贤明的皇帝身边，却总站着几个非正统的喜剧人物，交错在严肃里，甚为扎眼……

合上史书，不禁有些黯然。天地间最可叹的事无非好人受罪、正直的理想遭遇无奈。合理的解释只能给历史以逻辑，却难以平复感慨。说到这里又不能不佩服那些史官，他们心里也许都积累了太多的悲愤，太长久的期盼，可客观性的陈述让他们下笔时只好冷然默然，任凭心潮聚拢和分散。

和他们相比，我是幸运的。

不自觉暗自里呷了一口浓茶，又握了握笔杆。

 

 PS:草草收笔，颇多遗憾~文章里甚至有些人的名字我也是凭记忆写的，错了正常，对的就是缘分咯~

一．

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对于传统教育总是又排斥又膜拜的。一方面，教育周围笼罩的圣洁的光环让它本身成为攻击和怀疑的对象——现代社会容不得尊贵；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又恰恰需要心理上最基础的价值尺度和归依，从这一点说，我们又不得不把传统教育推上神坛，矛盾到最后，弄的自己也疑惑起来。

对我来说，任何民族的教育都是狭隘的，并不是因为潜在的民族自尊和自豪，也不似方鸿渐所说“让全体国民接受同一种教育”太缺乏变通，而是在民族的教育里，我们总试图压抑一些特征，发扬一些传统，风花雪月之后，常常忘记柳暗花明，等到受到教育的人年长，便觉得不偿失了。

拿中国的教育来说，语文老师、历史老师的不懈教诲把中国塑造成了一个强健、博大的悠远所在。旷远的天地，亘古的江河，润泽的土地，浩淼的诗词歌赋，似乎文化是随着寥廓的江山任意挥洒的文人的灵犀，华夏到处纵横着才子佳人，纵然博大，也填塞不了时空的寂寥和空旷，还要一再喟叹“天下无文章，更兼江水长”。

然而，很少有人能体会到中国文化的矛盾和拥挤，用文化的笔端一扫，辽阔的版图必然被抹杀了不少，遗留下来的地图局促而逼仄。在文化的地图上，累积的笔墨仿佛远古的化石一般层层叠叠，分不出年代和情由。好象英国的西敏寺或法国的拉雪兹神甫公墓，把太多的伟大和怀念集合在一快小小的田地里，弄得空气也凝重了好多——中国文化的逼迫比墓地的静谧要温和一些，被时间浸润得久了，一切都显得合理而平和。

就拣北京来说。论历史，其未必有西安、洛阳的厚重，论文化，也未必就比南京、上海繁荣。可随意地翻开民国以后的文学史，低眉一瞧就感觉眩晕。从鲁迅、周作人、林语堂，到张恨水、郁达夫、老舍，一群大师不吝笔墨地描绘着北京的四季，那几个人人都懂得念叨的游览区，甚至街边的烟草铺子乃至豆汁油条，让人颇觉讶异。

细细一想，却又很以为然。文化的吸引往往就是如此强烈，文人们相互感召着，犹似海上的波涛撞击又散开，不是为了比拼，仅仅在不经意间完成了一种拥挤的构筑，展开来看，中华就是如此之小，偌大的苍茫，到头来不过是英雄的剑，文人的笔，女人的泪罢了。

二．

由于空间的环绕和对历史的钟爱，我感觉自己比一般人更早懂得这个道理。

朱自清曾在《烟波桨声里的秦淮河》中写：“逛南京就象逛古董铺子，到处都有时代的遗痕。”我是很赞同的。家居金陵也有不短日子，从家里阳台眺望便可见到秦淮河，隔了一条街道就是夫子庙，而住的弄堂也有香艳的称呼，曰“胭脂巷”，窃自里常常满意，以为寻得了相宜的所在。

北京八大胡同里也有胭脂胡同，仔细考证容易发现它是南京胭脂巷的翻版，若论品格，又逊于胭脂巷不只一格了。

相传清代有一王姓女子曾用胭脂巷中古井水制作胭脂，颜色鲜艳，粉腻润滑，冠绝当地，故以得名。而老一辈人更是浪漫，说听闻“秦淮八艳”早年经常来胭脂巷沐浴梳洗，留下的水飘逸着胭脂水粉的香气，胭脂之名得以传世。无论是哪一种，都比北京胭脂胡同里矫情的娇呼拉客来得清爽可爱。又有书记载北京胭脂胡同的得名与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按南京规格重置街市有关，年代太过久远，不可尽信。

可既然说到秦淮八艳，难免想起近来秦淮河畔树立起的大块浮雕《秦淮流韵》。就在孙权、李白，王羲之、王安石之侧，秦淮八艳（卞玉京、顾横波、寇白门、马湘兰、柳如是、董小宛、陈圆圆、李香君）娉娉婷婷，各自占据了一方位置，颇有些招摇，又遥遥对望着夫子宗庙，挑衅又挑逗着，构成了正统文化和边缘文化的静默对垒。

守旧的人看不下去了，他们争辩着此事的有伤风化、红颜祸水，心头却默念着几句谁都不认为应景的古句：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然而他们偏偏忘记了，杜牧还写过“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而后句的作者明代文人吴梅村，甚至和八艳里的卞玉京有过一段姻缘。

回头说，这些质疑的人也远远低估了秦淮八艳的意义。中国历史很长，娼妓的历史也很长，像南齐杭州名妓苏小小，唐代徐州名妓关盼盼、长安张红红、霍小玉，北宋汴梁名妓李师师、谢天香，南宋扬州名妓张惜惜，明代开封名妓杜十娘，清代北京名妓小凤仙、苏州赛金花等多不胜数。可到头来，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可以形成秦淮八艳这样的文化群落，哪怕是再挑剔的眼光，也可以看到其中蕴涵的人性的光辉。

柳如是深明大义。清军入关以后深感国耻，极力劝说钱谦益与她一起投河，殉国殉情。老头子颤颤巍巍，伸脚一试水深，立马缩回，口中嗫嚅“天寒水冷，冻骨伤魂”，留着辫子做了清朝的礼部侍郎。柳如是拒不同往，变卖家资抗击清兵，失败后在号称“天下一角”的常熟虞山清减消瘦，冷月人亡。

“香坠扇”李香君的事迹，孔尚任在《桃花扇》中描点颇详。她不为权势所迫，头撞石墙，血染桃花——这本是极普通的爱情故事，可在国破关头有了不同的结局：红粉知己侯方域最后投降清朝，李香君百般羞愤，毅然出家，与栖霞山漫天的红叶长相厮守，在暮鼓沉钟里了却残生。难怪身为孔子后人的孔尚任也要写下“桃花扇底送南朝”。钱谦益降了、侯方域降了，吴三桂也降了，一个王朝的大梦里，到头来支撑起气节、抗争的却是些出身卑贱的文弱女子，男人的羸弱最后要妓女的青春和大义来陪葬，多少有些奢侈不堪。

说到这里，我想质疑的人应该沉默了。偏见经受不起思索的消耗，可一说破想破，又叫人尴尬羞愧了。

三．

也许是因为秦淮遗韵的浮雕坐落在秦淮河边，夫子庙前，才使人们如此敏感。毕竟，孔庙是纪念圣人的建筑，内室庄严肃穆，一张泛黄的皮纸上映着孔父子苍老的面庞。前书“万世师表”，近左有颜回和孟子，很类似道家三清的格局。

外堂书桌俨然，上列《论语》、《尚书》、《春秋》，表明孔圣诲人无数，宗教的盲目一下子被拉回了人间，有了世俗的敬爱和怀念。

有儒家，就有文人，这是中国历史最明显不过的逻辑。但文人在秦淮河畔的聚集，远比瞻仰孔庙功利得多——江南最大的贡院就在夫子庙旁，每逢科举，江南才子必然会聚与此，舞文弄墨，求一功名，好对得起十年寒窗苦，两鬓白发生。

即使是今天，站在贡院门口，依然觉得阴森森的恐怖。我是从未进过贡院的，但可以想象，文人所有的尊严和高致在这四平八稳的建筑面前必然都卑微如尘土，细小如毛虫。凶狠的士兵细细搜索着考生的行李和衣衫，文人颤抖着接受检查，然后鱼贯进入考场，在一个个小隔间里作文，吃喝拉撒睡，一切的隐私都在监视下进行，耳边还时时回荡着因作弊而被硬拖着扔出考场的考生撕裂喉咙般的哭喊。这全部的仪式无非在宣告着，在中国，为官必先为奴，而奴，不需要尊严。

忽然想起西方人对中国科举制度的艳羡，而美国学者麦克尔哈特也将隋文帝杨坚作为科举制度的创始人列于〈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之中。他们毕竟不是中国人，不了解科举背后的政治意图和人伦摧残，中国，从来不存在单纯的形式，形式在中国也从来没有单纯的内涵。

出得贡院，文人会聚在状元楼，离贡院大门仅一街之隔。揭榜之日，不是大喜就是大怅，要么就是大悲。赶了长路来到这里，总要沾染一些王气，洗涤一身尘埃。四周尽是烟花柳巷，南边是“南曲”，艺妓所在，风雅清音，拂琴素手；北边是“北曲”，娼妓所在，脂滑面润，酒色怡然。秦淮河里还有游船花灯，有名气的风尘女子从水面缓缓划过，引得众人伫足眺探。

文人们左拥右抱，吟几句诗，奏几首曲，惹几段风月，死气沉沉的考场郁气一扫而散，似乎只有在女人身边，男人才是男人，而只有在妓女怀里，文人才是文人——文人和妓女，本来就是相互成全的：才女因与才子交往而得艳名，文人又因与才女交往而得虚荣，剪不断，理还乱。

只有孔老夫子居庙堂之高，不见其乱，平民百姓处江湖之远，不见其繁罢了。

四．

与才子佳人你浓我浓、抹杀时代的文化拥挤相比，还有一种历史的拥挤更为局促。

“夜夜长留明月照，朝朝消受白云磨”，这句原来是描写风月场上的惬意缠绵，用到历史的积淀上也未尝不可。的确，世界上一切厚重的所在都被繁华和衰颓厮磨着，却又长久屹立，渐渐远离纷扰，宠辱不惊，比如罗马，耶路撒冷和君士坦丁堡（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没有盛衰就没有淡定，没有淡定就没有超然，而这些地域的长久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与时空交错的胜利。

南京号称“六朝古都”，悲观一点说，其实就是六度繁华，六度衰败。秦淮河见惯沧桑，千百年来静默流淌。

先是六朝故事，乌衣巷、朱雀街，桃叶渡等处，高门大户，世家如云。到陈后主终至尽头，隋文帝雄才大略，于是金陵有了第一遭颓丧。后世文人不懂得安闲，怀古伤怀的名句从此遍传：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可历史容不得太长的回顾，陈后主后又有李后主，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后来，物换轮回，明太祖朱元璋大迁周围诸省富商劳工进京，秦淮两岸一时尽是钟鸣鼎食之家，灯火楼船，画舫红烛，江南丝竹清雅，船姑豆蔻年华——及至满族人入关，一切都变作了过眼云烟，百代经营，不过一场浩劫。再往后，洪秀全定都南京，秦淮河里堆满义士的尸首；民国定都南京，秦淮河和长江水里，尽是平民！

构建为了毁灭，拥挤为了清空，人类的辨证逻辑霸道得令人心寒。这里再一次出现了进步与倒退，积累与消耗，厚实与轻浮的复杂论题——矫枉过正往往导致过犹不及，回首历史上少有一种拥挤能清晰爽利，罕见一种进步能脚步轻盈。大进步，大拥挤就是大毁灭，大悲剧，历史这一场大戏，唱到最后竟渐渐迷离。

倒是有一日深夜，秦淮河的破板桥边，有人吹起了一曲洞箫，好象夜莺暗叫，又似杜鹃啼血，悠悠叹叹，惊醒河边人家。

一位老妪探头倾听，既而惊喜交加。“这可是张魁官的洞箫啊！好多年没有听到了！”桥上那人周身一震，呼呼猛吹了几声，然后倏忽而止，掉转头走进了黑暗里。这时候，淮水东边的月亮，也悄悄过了女墙……

ps:写的不容易，应该奖励一下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