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吃饭边听王立群讲史记,刚开始就说:"史记充满了爱憎之情."

眼泪哗得就下来了...

弱...

Here's the deepest secret no one knows

Here's the root of the root

and the bud of the bud

and the sky of the sky

of the tree called life

Which grows higher than the soul can hope

or mind can hide

It's the wonder that's keeping the stars apart

I carry your heart

I carry it in my heart.

什么是真实？整个星期我都被困扰在这个小小的带有迷惑性的字眼之中。

《广播电视网》，一部夸张的带有癫狂性质的电影，展示了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如何在平凡的绝望里迸发和消沉。夸张是真实最好的手法，我们的生活，在人群的嘈杂，信息的充斥和无所事事的寂寞无聊中被无限缩小、颠覆、撺掇着造成了一切我们所认为实实在在的假象。我不在乎有人对我说：“我的家庭很温暖”，或者“我的感情很稳定”，或者“我工作压力很大”，等等等等，全都是他妈的无稽之谈！改良的社会制度，法律体系的完善，呼唤道德的社会风貌，对爱与美的复古情调，或者放弃主义专注于金钱、地位的一次性人生，全是他妈的放屁！真实，就是那些夸张到荒诞，夸张到你无可理解，撞倒你的头你也无法面对的尴尬！

what a shame!!还在沾沾自喜，我也做出一副看明白了的狗屎模样！我才23岁，我懂得什么是人生，我懂个屁！

《一个人的圣经》，篇后记里是评论家的废话“他（高行健）是一个自由的作家。。”我只想说这个评论家的眼睛长在肛门上！自由？他的心被过去缠绕得窒息了！文革的年代，除了政治只有女人可以谈，他出国了，又怎么样？还不是除了回忆只有那些露水情缘？别以为夸奖一个作家自由就是对他写作风格的恭维，你们不配写哪怕一点点的只言片语，那只是对作家真实痛苦的强奸！真实，谁告诉我在文革里还有真实没有？除了他拥抱女人的一刹那，偶遇的女人，别人的女人，意大利血统的犹太女人，崇拜他作品但是并不了解的澳洲女人，这是他体会真实的唯一手段，其他，都是回忆里对文革的憎恨和狐疑，你以为经历过的就是他妈的真实？“中国被毛主义控制了”！是啊，毛个主义！主义是对真实的第一次调戏，然后是人生的悲剧，还喜滋滋地号称坚持信念，所谓信仰的自由和安逸，全是大脑有屎，咎由自取！！

《慢》，早厌倦了米兰昆德拉神经质的喃喃自语，哲学的生活，他是蛆虫里最自以为是的垃圾！人物吃喝拉撒睡，在他那里全是性爱场景，老色棍，被情欲支配的思想机器！真实？捷克人在捷克清洗运动里寻求生理上的安慰，法国人交媾好像街上的野狗，昆德拉呢？用出卖学生的反动思想赚得自己自由写作思想性爱的机会！这倒他妈的真是红楼梦里的意淫，你想看真实，就要跳出书本，直接审视他的眼睛！

《看不见的城市》，卡尔维诺，精密的瑞士钟表，献给堕落城市的最后一首弥撒曲——以后连安魂曲都没有了，谁还在意还原真实？要的不过光怪陆离！从此，真实都是理想和期望，我从未见过的场景。

《1973年的弹子球》，投币，吞币，给你一个重要的得分记录，其实毫无价值——祝大家玩的开心！！！

“全是鬼话！你说，想出这些东西有什么好？”我懊恼地问。

“也许表示…你有风铃的天赋，说故事的有咖啡的天赋，我什么都没有。”芳芜垂着眼睛，淡褐色的瞳孔忽隐忽现。

“也可能表示，我是毛虫，顾客是虫蛹，你是蝴蝶。”

她摇摇头，只浅浅一笑。

“我见过蝴蝶，刚出蛹的那种。

周身都是粘液，像毛虫的血。”

我深深地打了个寒噤，等她继续下文。

“……她们都是雪白雪白的哟，挣扎着从蛹的裂缝里爬出来，翅膀大概都受伤了吧。

一个个挨着爬上树梢，齐齐的一条，冰凌花一样。就这么站在树枝上，晒太阳，等翅膀干了，伤口结疤了，就一起飞走，再也不回来了。”

“很骄傲的蝴蝶？”

“算是吧。白得那么与众不同，该是值得骄傲的吧……

每年这个时候，最高兴的就数壁虎、螳螂，还有蚂蚁。迫不及待地跟上树梢，挨个咬断蝴蝶的翅膀，再把她们扔到地面上。

根本就是屠杀，但是漂亮得紧，像梨花翩翩落下，最后只觉得没有那些动作，不过空气的流动，否则便感觉不到有风、看不出色彩了。”

脆弱的故事——本来应该印刷在浮突的硬壳纸张上，前后页夹着两朵还有香气的玉兰花，或者一卷美人的残发，泪痕斑斑，书页后透露着虚无缥缈的一声声叹息，页间的蠹虫纤纤地爬过书脊——在芳芜，一个二十岁的孩子口中，竟然轻的恍若童话。

“可笑，她们还是毛虫时，安全惬意。一成了蝴蝶，就必死无疑。”她油然说道，表情更像自言自语。

“然而，还是很美。没有什么比漂亮的死更有诱惑性了。”我试探着说。

“就像夏目漱石的猫。”

俏皮。

夏目漱石的猫，喝多了啤酒溺死在水缸里，临死还抽闲喊了几句经声佛号。

猫白天无所事事，要么躺在家里的暖炉上，要么趴在院落的阳光下，对猫来说，日子并没什么不同，暖炉和阳光也尽皆一样。

我对阳光有些心理上的过敏，大概由于阳光斜斜射进房间里，能清楚看到空气中灰尘的浮动，乱七八糟，不可名状。所以我的办公室里没有窗户，只有圆形的乳白色暖炉，好像一颗史前的恐龙蛋，持续地散发着有关时间和生气的非自然又再自然不过的温存。

“热量一旦离开身体，人就开始僵硬、冷酷了。”一个火葬场的整容师傅这样说道，“所以我在葬礼之前，我总是在棺材下面放上大功率的电暖炉，让尸体保持生前的样子。”

“有什么用？尸体还是尸体。”我有些抬杠地反问。

“怎么一样呢？

对活着的人来说，判断活物唯一的办法无非看它是不是还有热量。这世上的人，不是热量源就是热导体，除此以外毫无价值。”

“那你的工作还有什么用？”

“没啥，不过给那些死者的亲友一点安慰。死者就这样暖暖地火葬，红润、微笑、血液流通，亲友就相信他是活着被推进焚化炉的。能活着去死，终究不是什么坏事。”

我点点头，默默地看她吸完最后一口烟，然后熄灭，了无生趣。

“这样算不算坏了规矩？”

“压根没有什么规矩，我也不知道他们的来历，而且我画的肖像比毕加索还差。”

“嘿嘿…”一阵冷笑。

我把目光从风铃上移回来，等他的下文。

“这世界上，没有一样好东西在刚出现的时候，不让人笑的死去活来的。”

“怎么至于？”

“就说咖啡吧…”他耷拉着左手指着满桌的空杯子，“大概六世纪吧，一只埃塞俄比亚的山羊最早发现了这些可怜的小豆子，某个牧羊人把豆子送给修道院。道士、修女、牧羊人，把豆子碾碎、挤压，熬成汤，熬成他们皮肤的颜色。”

“后来呢？”

“大家都喝了呗！像美国的毕业晚会一样，神的仆人喝了魔鬼的汤，禁欲的修女得到解放，牧羊人搞上了唱诗班，只有那只山羊，成了香喷喷的烤全羊。”

“咖啡，”他舔着嘴唇笑道，“该是非洲最早贡献给世界的催情毒药。”

又一阵沉默。服务员取走了空玻璃杯，还清了烟灰缸。想是黄昏了，桌面都要重新归整，清零，等着重新投入硬币。

“明白了？”

“什么？风铃还是咖啡？”

“如果我是说故事的人，在你的办公室里。你会怎么写？”

“风铃，咖啡，当然还有修女和春药。”

他笑着摇了摇头，“还有天赋。

要是有天赋，风铃和咖啡都是一样的。”

我佩服地点头，用手指蘸着酒精在桌子上画了他的肖像：山羊一般的长脸，脸下是一颗浸在酒里的心脏。

在回程的火车上，我打着没有尽头的呵欠，无奈地盯着“禁止吸烟”的严峻告示，昏昏欲睡。梦一段醒一段地过了好久，耳边还是报站列车员机械化的声音，还有列车车轮与铁轨接驳处相撞重复发出的丁丁当当的沉闷旋律——一切都这样按部就班，从平淡到凄惶，到绝望，然后呜呜的一响，到站，散场。

到底多久没在南方见过风铃了？也就七八年前，还住在宿舍的时候，阳台上隐约挂着一个，在换洗的袜子和满是汗渍的文化衫中间，荒诞的莫名其妙。宿舍地面全是烟蒂、空啤酒罐和花生壳，厚厚的积了一层。天亮时，上铺的舍友第一个起身，倦懒地翻身下地，脱鞋哗啦啦扫过宿醉的残屑，好像麋鹿踏在冰原上，然后就是小解的声音、刷牙的声音、穿衣的细琐，最后砰的一声，扬长而去，还其他人一个破碎的晌午。每每，我总能听见风铃在阳台上呜咽，好像吟游诗人走街串巷，在小贩的叫卖、孩子的哭闹和中年婆娘的八卦中透露出明媚的夕阳残照。

天赋也就这么回事。云亲吻产生电，电眨眨眼发出光亮，光散播着在满天空传递云朵亲吻的音响。这些过程在普通人心里不过单调平常的自然法则，也就是素来称之为“真理”的定律：理解力和学习创造真理，注意力和创造力产生天赋——在天赋面前，真理尽是糟粕，虽然她无时无刻不受糟粕的限制和侵袭，好比蝴蝶脱胎于充满粘腻液体的虫蛹，却觉得毛虫恶心无比。

芳芜是去年冬天认识的孩子，孩子这个词，专指对一切具有幻想和惧怕的年纪。

“我嘛……没什么好说的。”她两个手指打着结，垂首看腕表上精巧的指针。

“生在一个村子里，很靠北，很冷，猫都趴在炉子边上，被烟熏得黑乎乎的。

屋子是冰砌的，上下围着厚厚的干草，这样它就暖和了，还会流汗，滴在我们的头顶上，痒死人了。”

我仔细听着，迅速地写“熏猫，冰屋，汗和痒”，心里却想着那种搔痒——是否办公室的地毯也是它长出的毛发，倘若不穿鞋，也会一个劲傻笑？

她幽幽地叹气道：“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在一起都不说话，喉咙被汗挠着，嗓子完全没有声调，耳朵也模糊，非得当面摔盘子才能听到。

所以人人都随身带着大功率的喇叭，背着一整箱卡带，要说什么就拿出来播放。”

“录音是哪来的？”

“一代代传下来的。小孩子从来都不说话，只能听着大人放录音。‘芳芜，别再逗猫了，给墙上洒层水！’或者‘芳芜，地上冰渍太多了，再打层腊！’……

妈妈也叫芳芜，当然，妈妈的妈妈也是。

直到我有了孩子，妈妈才把卡带和喇叭交给我，然后默默地笑笑，顺着村里的小路一直向南，就到了这儿。”她又叹了一口气，头顶豪华的琉璃灯具把她的影子打得破碎不堪，仿佛独幕剧上演员谢幕的光景，渐渐黯淡，肢解，分散。

“有工作吗？”

“干嘛这样问？”她扑哧一笑，狸猫似的一溜烟走了。

荒诞。

荒诞来源于自问和自我反省的不合逻辑，区别于被狗追咬三条街道的莫名其妙和醉酒后胡乱敷衍延伸出的混乱关系——这些，不过是平凡节奏的变调：所有带着节奏感的旋律，自然都要邂逅不可控制的隐含旋律的挑衅，这种暗旋律，要么来自指挥家手臂痉挛的一颤，要么来自音乐厅地板的咯吱作响。而荒诞，好像撕破乐谱偷偷露出脑袋的另一种节奏，不是指挥家的失误，也不是地板的声音，只是作曲家创作乐谱时不小心滴落在五线谱上的一方墨迹，呆滞而威胁地凝视，瞅准机会就要跃上谱子，把其后所有的章节弄得七零八落，全然无可奈何，当然也不合逻辑。

半年后，我得到第一次出差的机会，去到最北边的城市，行李里只带了一双厚厚的皮靴和放录两用的卡带机。事实上北边的春天整整比南边晚了一季，满路上都是紫色的丁香花瓣，很多卖烈性酒的酒吧门口，还挂上了风铃。

角落的双人桌上，已经摆了六个空的玻璃杯，直到他开口，起码已经超过十五个，活像海盗处决俘虏时的模样，把他们全赶到跳板上，越积越多，再塞一个就有人要成为鲨鱼的腹中美食。

“风铃和北方，是噢，我也一直觉得很草率。”他点燃一支烟，饶有兴致地看着我。

他是某个知名的小说家，一周前忽然打电话，说要捐出一大笔钱，买一些可遇不可求的故事，不要我写的笔记，但是要我随手涂鸦的顾客肖像画。

我无意把生活改造成如此具有神秘象征倾向的样子，倘若真有人相信，他必然不愿读这本书，甚至不愿苟活在这个人世里，因为终究要涉及到那些苦闷的，永远得不到解答的话题，譬如重复、毁灭和意义——这些都是上帝传递的不友好的信息，好像南美有名的跳豆，一个一个扭动显得很有些情趣，一起弹跳起来就混乱无比。

当然，也会有那些不读书的人，他们相信自己经历过的人和事，一遍遍地在脑袋里播映，好像留声机的磁针卡在了某一个节点，反复演奏着歌词音乐最令人陶醉的部分，且声音愈发增强，轰鸣着要把这一段从他们的耳朵、眼睛、鼻子里播放出来。

每当这个时候，他们就会来找我，那是B座里唯一一个没有巨大落地窗的办公室。他们驱赶着身子而来，像一群寻找到水源的角马，步行的，骑着登山车的，开着豪华汽车的，但都是一个人——偶然也会遇到相识，如此他们就变成一个个观光旅游的乘客，在一楼打个转就返回，仿佛飘在空中打转的树叶，眼看就要落在水里顺流直下，瞬时又被一阵微风惊吓了。

到我这里的人一律端坐在硬邦邦的木椅上，不能前后摇晃，而且一不小心就会从光滑的椅面跌落下来。这是极好的测谎工具，舒适感会增加话语里的不确定，人们绷紧神经，每条肌肉都被回忆拉得僵硬，他们几乎察觉不到我坐在对面，躺在蓬松的大沙发里，悠闲地转动着手中的三色水笔。除此之外，室内的一切都比最好的心理医生的办公室漂亮百倍，如泥石流一般的柔软地毯，烘烤出鞋底蒸汽的乳白色暖炉，还有办公室中间带有恐吓性质的陶瓷瓦罐，里面塞满了各式各样的烟蒂。

一个老人曾和我说过这个陶罐。“1952年，那年我在朝鲜。”

“哦？那可有年头了。”这句话所有人都爱听，只要他不凝视着我的眼睛，察觉到我落寞敷衍下无聊和嘲笑的神情。

“是啊……有年头咯。

我们排去守一个高地，土坡子上光秃秃的，没遮没掩。风大得很，冷得连小解都不敢拉裤子。手更是没一块完整的皮，裂开来刚好又裂了，搓一把都是血。

后来排长想了个法子，找个破铁罐，把香烟屁股全塞进去，轮流拿着焐手。每个人都被呛得要命，又不舍得不焐，整个被熏了个黑头灰面。”

我陪他干笑了几声，盯着他稀疏的黄牙，好像被脓血涂抹过的米粒，让我最后那声笑也没什么生气。于是我在稿纸上乱涂了几笔：朝鲜，装满香烟屁股的铁罐，脓血染过的米粒，附上他收缩得皱纸一样的脸部特写，随手扔在当天的文件夹里。

“芳芜，下一个。”老人嘎然而止。

总之，听别人说话是我的工作，在没有这份工作的时候，我把倾听当作爱好，随后，呼的一声，没有了乐趣。我就像二战时在红场上捡烟头的俄罗斯贵族，抓住茫茫人海中每个生灵的最后一丝残气，吞吐两口又弃之如履，对我，是完成一种满足烟瘾的机械行为，对他们，则是交割生气的最后一个仪式。

1.

任何事物，都能够从其反面得到一种证明和滋生的力量。这种矛盾统一的世界观，让整个宇宙都变得和谐而充满安全感——世上哪有什么孤孤单单？万物因为自然律，难免与其亲密的背面倚靠和厮磨，要么如昏晓时亲吻而远离，要么像树叶的阴面和阳面，本身就在毫无知觉下融合在一起。

矛盾统一的说法也说明了逻辑的冷漠。我们所处的宇宙并非建立在善良、明亮和永恒的基础之上。一切情绪化的理想，无论人类给予其怎样的描述，在严酷的逻辑面前，都好像冷硬的大理石墓碑前用以凭吊的玫瑰，不过是注脚；而丑恶、阴郁、转瞬即逝的悲观念头，并不比明媚的理想更有意义。这些思索和感触的背后，隐隐透漏出宇宙背面的冷笑之声——当我们试图了解的时候，惟有两种品质是必须的，即自负和无知。

必然如此，这种没有态度和感情色彩的世界观，残酷而自然。自然仿佛两条巨大的流水线工厂，一边制造出我们称之为“正”的事物，一边则是“负”的，流水线的终点，是称之为“逆自然”的巨大绞肉机，吞噬和混淆所有的矛盾和对立，从极度的喧闹里归于无比静谧的无言的结局。

如果矛盾统一的想法如同吃饭睡觉一样时常在我们的脑海里萦绕，人类就会在狂欢节似的忧伤情绪下等待死亡（伊壁鸠鲁在宣扬享乐的必要性时应该也带着哭泣的面庞）。在逻辑的苍穹下，一切意义都被覆盖在更大的意义下，显得无聊和局促。但自负和无知，这种貌似神创的人类的劣根性，却从黑色的幕布下透出脉脉含情的温柔之光，把我们拖曳出和谐安全的无聊窘境，舍此别无他法，那些美好全然束手无策。

一方面，每个人都只存在于以自己为源点，可怜的时间和空间的包裹之下，且这个时空的范围愈发狭小，最终会成为只有自己的逍遥境地。自负是自我中心的基础，它在孤独的花园里种下缤纷斑斓的花朵作为补偿。

另一方面，由无知引导出的人类共有的自以为是把我们从生死的必然中解救出来，形成“生活”的概念——生活是人类不自觉下建筑的乐园，抛弃它本身的无意义，乐园中的一切规则都与乐园外的不同。我们构造出善良、礼仪、美、道德、法律、社会等一切可以用头脑和情绪理解的准绳，把注意力收缩，对超越我们理解范围的事物视而不见了。

乐园的构造暴露了人类与自然法则的决裂，基于一种潜意识中不甘寂寞的渴望和对自然法则的机械模仿。生活，像一首镇魂的赋格曲，起调时充满了对生命的敬仰和疑惑，演奏中还夹杂了对死亡的讪笑和涎皮。

2.

如果生活真的如威尼斯的狂欢节一样，是抛却自然法则的盛大聚会，那么生活中的信仰、态度、感情，就像狂欢节里五颜六色的面具，红的、蓝的、金的、乳白的……让我们忘记狂欢节的本意——人是如此可爱单纯的动物：给我们一方背景，我们就能产生变幻莫测的情绪；给我们一种情绪，我们就会被这种情绪迷住眼睛。

于是，在绰约的狂欢背景之下，每个人的生活都纯粹而复杂，仿佛一些动物定期的长途迁徙一般，在某种神秘因素的促使下完成了一场秘而不宣的仪式。而我们当初被扔到这个仪式中时，是不知不觉的。

生活这首规模浩大的赋格曲，压迫着我们的脊柱和神经，又在我们的耳边撩拨细语，想把我们的生活纳入庞大的乐谱中去，最终化成一个黝黑的音符，被历史之手一挥带过。这构成了所谓的意义之仪，与自然法则下的生死之仪堪堪对立。

乐观一些来说，在生活这块狂欢幕布下，赋格曲的乐谱已经完成，只待某一个生活的节奏弹跳出来，去契合乐谱上的音符。若我们的生活带着乐意的和谐之音，汇合进生活的赋格曲，就在乐谱上占据了席位，顺从地被历史之手抚摸而过；然而，若我们的生活带着刺耳的不合旋律，我们也不过是汇合入了“伪生活”或“平行于生活”的新的赋格曲，而不算被生活的乐谱所抛弃。这构成了所谓的选择之仪，与意义之仪和生死之仪都相互对立。

那么，面对自己的生活，怎样的态度才是可靠的？

庸庸碌碌的人不会考虑这个问题。他们怀着对生死之仪的麻木，在生活里穿梭而行，年纪越大，越散发出坟墓里泥土的气息。

意义和选择呢？

意义之仪含有铿锵的自我肯定的声音。人类因为这种声音而莫名兴奋、手舞足蹈，好像印第安人对火堆的感情。虽然意义的思维单纯唯一，但生活的道路并不因此逼仄崎岖。鲜艳的狂欢幕布下的面具好像引领但丁的使者，让一切安逸而稳定。

与之相比，选择之仪有着深刻的怀疑。无数的可能性并没有让道路宽阔起来，反而在疑惑和犹豫里战战兢兢。问题在于：一个选择可能是偶然，所有选择构成的结局则可能是命运。对选择的深信最终都要导致对更高力量的崇拜，否则就是全盘的否定。但是，无论是否定还是崇拜，都指引出神圣的自由姿态——自由的面具是黑白分明的，一面是虔诚的教士，一面是浪荡子。

大概不至于有人对雷蒙德·莫洛尼这个名字有所记忆。
其人存在过，并且死了，如此而已。关于他的生涯，任何人都不
了解。了解也超不过之于深井底部豉母虫那个程度。
不过，弹子球发展史上首台机是1934年由此人之手从高科技
黄金云层间带给这个秽物多多的地面却是一个史实。那也是阿道
夫·希特勒远隔大西洋这个巨大水洼把手搭在魏玛阶梯第一阶那
年。
可是，这位雷蒙德·莫洛尼其人的一生并非如赖特兄弟和贝
尔那般涂满神话色彩。既无少年时代情调温馨的插曲，又没有戏剧
性EUREKA①[① EUREKA：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想到黄金纯度测量
方法时惊叫之语，“妙哉，正是它1”]。仅仅在为好事读者写的好事
专门书的第一页留下了名字：1934年，弹子球首台机由雷蒙德·莫洛
尼发明出来。连张照片都没有。肖像铜像自然更谈不上。
也许你这样想：假如不存在莫洛尼，弹子球机的历史恐怕与现
在的截然不同。甚至出现都不会出现。而这一来，我们对这个莫洛
尼的不当评价岂不成了忘恩之举?可是，你若真有机会面对莫洛尼
发明的首台弹子球机“巴里夫”，这一疑念笃定灰飞烟灭。因为个中
没有任何足以激发我们想像力的要素。
弹子球机同希特勒的步伐有一个共同点：双方都作为时代泡
沫连同某种可疑性现于人世，比之存在本身，更是其进化速度使之
获得了神话式的光环。进化的动力当然不外乎三个车轮，即高科
技、资本投入以及人类的本源性欲望。
人们以可怕的速度赋予这台原本同泥偶人大致无异的弹子球
机以五花八门的能力。有人叫“发光！”有人喊“通电！”有人呼“安
濮！”于是光照亮盘面，电用磁力弹击球体，蹼(flipper)的双管将球
掷回。
记分屏(score)将操作伎俩换算成十进法数值，警示灯对剧烈
的摇晃做出反应。继而预定程序(sequence)这一形而上学式概念
诞生了，奖分灯(bonuslight)、加球(extra)、重来(replay)等各种
各样的学派从中产生出来。实际上弹子球机也在这一时期带上了
某种巫术色彩。
这就是关于弹子球的小说。
弹子球研究专著《奖分》的序言中这样写道：
除了换成数值的自尊心，从弹子球机中你几乎一无所得，而失
去的却不可胜数。至少失去了时间——失去了足以建造所有历届
总统铜像(当然是说如果你有意建造理查德·M·尼克松铜像的
话)的铜板都换不来的宝贵时间。
在你坐在弹子球机前持续消耗孤独的时间过程中，也许有人
阅读普鲁斯特，抑或有人一边观看车内电影《勇敢跟踪》一边同女
友沉浸在性爱抚的快感中。而他们很可能成为洞察时代的作家，或
幸福美满的夫妻。
然而弹子球机不会将你带去任何地方，唯独“重来”的指示灯
闪亮而已。重来、重来、重来……甚至使人觉得弹子球游戏存在本
身即是为了某种永恒性。 …l
关于永恒性我们所知无多。但可以推测其投影。
弹子球的目的不在于自我表现，而在于自我变革；不在于扩张
自己，而在于缩小自己；不在于分析，而在于综合。
假如你想表现自我和扩张自己，那么你恐怕将受到警示灯的
无情报复。
祝你玩得愉快!

god,我最讨厌爱屋及乌的情绪...1973年的弹子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