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黄土高原上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恢弘力量。它不像长城那样，在时空的无涯里硬生生拉出一条延伸的沟壑，炫耀着人类伟力的持久，也不像华山断壁那样，于鬼斧神工的齐整陡峭里见自然兴之所至的随意一划，令人惊讶且狐疑。自然力对黄土高原，是慢慢侵蚀、消耗中的重新构造。偌大的一片土地，不见一株植物，不见一个人，不见一点人类留存的痕迹，只余被黄河冲刷、满目黄土的地貌，被太阳烧灼，满身龟裂的覆盖，还有充塞在耳朵里，满带黄沙的朔风，让人怀疑是风带着沙还是沙子带着风，忽忽地乱撞。

然而一闭目，一切又换了模样，脑海里尽是满当当的人间，扭着秧歌吼着秦腔，一步步舞动着，又想见陌上桑田的明媚，《陇西行》里小小日子的饱满，似乎中国人自然有一种快乐的明亮，不求天，不告神，如阳关三叠，唱彻千千遍，给黄土高原、中国历史抹上一道人的色彩，却是世界余处不曾有的。

中国历史的源头，与其说是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的融合，不如说是黄土高原与关东平原这一地理阶梯的绵伸。从始生世界里幻化出的自成自养的流露，有层次，有时间的悠长，有空间的梯度，亦有人世的喜乐、演绎的记忆，是所谓文明的广阔深刻——文化可迷失消逝，文明因有记忆、有容量，而长久且矜贵了。

华夏的文明即是这般的流露，缓缓而渐进，涣涣无定型，如乞儿身上的百纳衣，补又翻新，却由碎布细线密密缝合，终究又成服饰，意在积累尚不急躁，非一蹴而就的文化所比。

世上无一另外民族可以知晓华夏的文明，文字的隔阂只是其次。如艾泽拉庞德（Ezra Pound）般痴迷汉字，也不能体会中国的厚。皆因为要怀内藏珠才懂得别人夜明珠的好，中国的混沌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及万物，是其余文明幻化不出的演绎。其他古老，如埃及、印度、巴比伦，要么有外族侵略的断代，要么是长久不得一统的散，都无一脉相承的顺，而中国是不单古老并且有传承的构造，是故中国没有亡族灭种，仅有改朝换代，且到末了竟绵延到文明的大力，汉族以外的民族，虽有几代的统治，却是被这文明的大力征服的。野蛮武功如忽必烈，最终也不能长存，都是因为华夏素来是文明的一统，武力无可奈何的。

现在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大多西方史学的派头，言必说考古，下笔必然社会体制，兼阶级斗争的社会变革。殊不知中国历史并不按规律，也不求合于什么规律的。马克思说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我读国外史学，认为人类历史是产业分化的历史，但都不合于华夏的历史。中国几千年好似一场自娱自乐的大戏，可悲可喜，可鼓掌可倒彩，自成自证，惟不求外人理解。

西方历史的顺序，是母系父系氏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至于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以前是分不出年代的黑暗，姑且说成神创社会。由神创至人世，西方从文明幼年起即与中国不同，没有重量的匆匆，是缺乏文明积淀的缘故。彼时埃及和巴比伦的河流两岸都极肥沃，直须播种就会有收获，从而导致土地资源的矜贵和劳动力的过剩。前者使得渔猎被驱逐，导致初始产业的分离；后者产生手工业的发展，促使商业的萌芽——这于社会的发展本是有利的，却于文明的发展无益，文明确是依产业而养，却不役于产业。西方的产业不断分离，先是劳力与农业的分离，再是产业与土地的分离，至于现在人与产业的分离，产业不过是社会发展的工具，没有美好和与人的和谐。遂文明最终被商业征服，商业又因被资本奴役，文明亦有资本气，比之人世人情，逊色远矣。况且产业的分离又有产业间资本的不均，让抢劫和不劳而获近乎合理，连神和法律都认可私有财产，这私产倒珍惜起来，似乎藏着掖着不给看的，奴隶身上有主人的烙，连马蹄铁掌上都有小家碧玉，打狗看主，中国的富贵尚可以打，西方却是一见私产就避之不及，连普罗米修斯偷火种，伊阿宋偷金羊毛的情状都忘记了。

西方是离的撕裂，华夏却是凝聚的和谐。中国无社会体制的禁锢，单有人世的喜欢，而人世本身不入任何社会形态，也不入社会的规律。彼时黄河长江流域虽也繁华，并无尼罗河一般定期泛滥的肥沃。作物无劳不生，无养不长，时时还有洪旱灾害，是一劳一得的闷。然而这闷有人世的大，一劳一得，合乎天道人情，是故中国没有神创，惟有人力，连远古以前的世界，也不是一朝一夕。盘古开天辟地，等了数轮“万八千岁”，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才成人间的晴朗；女娲炼石补天，也无上帝七天造物的轻松，采石锤炼，浇灌逡巡；是中国把创世纪的大事也当成劳作，天下也只是田，神不经年劳作也不配得人间的烟火。

因为要劳动，人与土地相亲，产业就难得分离。后来更有井田，农民耕种，牧民放牧，手工业者及商人也得田地，即使自己不种，也有乡里帮忙，用商品交换。此即有了原始的商业，与西方产业分离而生的商业完全不同，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非是物物等价的交换，猪豚狗彘皆可而不真的计较。商业在中国倒是为产业和睦，即使有贫富差距也非产业资本的不均，所以人世并不激烈的不满，人情不在家业，况且可劳动养活自己，所谓亲切慷慨的人间，文明即被养活在这情谊里，反过来促这情谊，也是日高一丈，日厚一丈的。

现下史学家多存天真，以为中西既然有别又自成壁垒，则一切都可引合来相互比较，可以比就可以群，可以成棱镜的几个侧面，折出一样七彩的亮色。殊不知华夏是人情人间，从尧舜开始就与西方歧路而不可相视而笑了。

西方因为资本气，产业是被资本牵动的木偶。西方人对产业不过为生存，高一些是自我价值，却无有产业和人的亲和力。亲和力需感情，好像养狗养猫，并不认为是产业，近乎朋友，和顺且具情谊。彼时尧舜亦亲自耕作，神农尝试百草，大禹与河工一齐治水，并不如现今西方总统候选人搭乘火车地铁的亲民形象，乃是真的有劳作的感情，及至后世皇帝躬耕，为一年的大典，也不过远古的记忆，缅怀这一份亲密而已。西方因没有亲和力，从那时起便开始抢劫，以为占有产业和商路是唯一令文明延续的方式，谁知力有未逮，文明坚厚如雅典，也是抢了别人的又被人抢；罗马浩浩荡荡，把地中海圈作池塘，也不过替别人掌管土地，缺了土地、产业与人的亲密，到头来还是只有七个山头的寸土，单是如此贪婪而消耗的。

所以西方只有短暂的霸占而从无长久的拥有，土地、人、物皆然，古语所言“大霸不过五，小霸不过三”，想是说“占而不有则不持久”的意思。彼时西方商业乃是畸形，非是全面产品的流通交换，仅仅有香料珠宝，象牙纺织的买卖和奴隶的市场。商品交易的单一，在于过度注重商业本身而无相应的生产力和足够原材料的配合，很快就不能自给自足了。于是他们要更广阔的天地，他人的土地可作原料产地，他人的身体可作奴隶产力，这一来一切就算圆满了，商人霸占资本，地主霸占奴隶，国家霸占土地，发展到桎梏则再扩张，终于有世界帝国的大梦，是西方对东方开始“思君如流水”，东方则作“微波惯摇人”，并不在意的。且人类本性在于高屋建瓴又片片瓦砾归于尘土，这点西方与华夏无异。西方到罗马之前，无论是巴布亚尼的亚述帝国，又是图特摩斯三世的埃及，或者波斯帝国，雅典、斯巴达、马其顿，都不曾长久建立起文明的威严，希腊仅存的那一抹浪漫，也在罗马辉煌的金色和压抑的灰色之下苟延残喘。更可笑的，希腊人把罗马人看作蛮族，罗马人捡起希腊人的旧阳伞，也学美人婀娜，倒真把自己当美人了，殊不知文明不是模拟个姿态便能气象万千的。所以罗马最后为其他蛮族所灭，所失的仅仅是名分，丢的文明却还是希腊的。文艺复兴的大师，回头追想的也是希腊人的雕塑和史诗，赫赫罗马，不过是残阳斜影里的印象，如中世纪的骑士小说，让人憧憬又惧怕起来。

华夏虽然也有循环的构建与消耗，却不会丢文明。中国的消耗只在内耗，却不求霸占，因为中国的产业从一开始就自给自足，而这产业亦不像西方的产业，有私产的小。农夫种地，日日劳作，劳动里即有感情，故土地是人情里的所有而人亦属于土地。即使后来“天下之大，莫非王土”，不过只是名分，农民并不当真，因为相信这情谊比皇帝的权威更大。皇帝也通人情，知晓他有名位而民有其地，所以不单不抢本国的地，连邻国的地也不抢的。外国只需每年进贡，定期朝拜，承认文明和权威，还可以得保护、赏赐和资助，又大多真崇拜华夏文明，是和乐婉顺的臣服。如朝鲜《李朝实录》记载，某年朝鲜大灾，饥民无数，雍正皇帝即以某省一年赋税救济，朝鲜上下歌颂天德，想是纯出自然。是故中国文明素不求远征，只求承认，这权威却是不容挑衅，总要自卫反击的，所谓“犯我强汉，虽远必诛”，不过是维护尊严的被动罢了。

书有读有藏，藏书之人未必爱读书，读书之人却罕见不爱藏书者。

藏书之乐，我到现在也说不清楚。若说是因为虚荣，家里来客我反而常常羞于在书房坐谈，一方面书房凌乱，不堪客人品茶笑谈，另一方面有被窥探隐私的尴尬，且常常把残稿铺在桌面——我不喜欢把未完的笔墨拿给人看的；若说是自我满足，刻意求被书香环绕的自在，可以随意执笔置笔，则也未必。作文的人都知，苦思时候最忌讳身边有他人大作，会不自觉翻看对照，这样往往失却作文本意，是写作的大敌。

仔细想来，藏书之乐也无非两类。一类是见有孤本古本，心底怜惜，怕落入俗客之手而不爱惜，所以收藏起来以做保护，有英雄救美的意思。这般藏书，天一范家、寻脂批红楼的胡适先生都曾做过，我辈小家拙见，只有感激赞叹的份。另一类是一般爱书人的藏书，其实也未必叫“藏”，不过是喜欢读书，辟几书架保存起来，闲暇时候回想一下或者再次翻阅，做记忆的温习。购得书中当然有没看过的，也有反复钻研的，聚在一起，能唤起知识里的饥饿，也提醒自己有太多好书未读，免得张扬，也免得妄自菲薄，张弛有度。

有藏书就需书房，书房的雅，冠绝古今天下一切雅观。山水之雅，在乎自然情趣，可寻求而不可圈养，园林之雅，在于格局而别有天地，可把玩而不大气，惟有书房之雅，全出自人手，是人气大观。而读书本身未必雅致，如同久居鲍鱼之肆不觉其臭，常看书而有书香环绕的人也不觉书房的雅趣，只有浪漫而无太大见识的人，才注重书房的布置，方家却不在乎。一桌、一椅、一竿秃笔、几架藏书足矣。久而久之，这简洁竟也成了雅致，可见时尚跟风多么莫名其妙了。

前些天作文时候，偶然想找一本多年前买的杂书，翻遍书桌书橱也没有发现。颓然坐倒，才看见书桌已被我翻得凌乱不堪，摆不下一张完整的纸，于是干脆卷起衣袖，下决心把乱书整理一番，还一个几净窗明。就把所有书铺在地上，一摞摞排队重置。归整时也分门别类，很是整齐。惟怕数月之后又恢复旧观，不再有收拾的情绪。我母亲倒很开心，她爱读《红楼梦》，也喜欢读张恨水和张爱玲，却常常找不到，又怕把书翻乱，添我寻找时的麻烦，所以干脆不读，只转看赚人眼泪的小故事，我心底一直惭愧，现在也算有所补偿。

《太平清话》有云：“李德茂环积坟籍，名曰书城。”我的书房固然算不得书城，却也有一千本之多。其中虽没有那些海内孤本，也有好些是苦寻数访才得。

我家附近有个门面，名叫“海内藏书”，里面净收古籍残本。老板是京兆人，满口的儿话音，听起来很舒服。他自己也有个书房，曾邀我去鉴赏。书房共两间，墙上开一小门相连接，外室尽是藏书，足有十个书架。每册书上都包着漆黑的帆布纸封面，在书脊上小小地写几个钢笔字，整齐有秩，却也分不出书的年代。随便翻开一本，扉页上总写着“某年某月某日购于某地”，有时候还见到扉页上有他人的字迹，想是他从别人手里买来，觉得好就留下了，有慧眼慧心的感觉。

我蒙他看重，也算一个懂书之人，几乎所有的古旧书籍全买自“海内藏书”，还有一些是老板直接送的，我也都十分看重。其中最珍惜的当数初版的《围城》和一本手抄的《胜乐道人集》，后来都被借阅者“迷失”，是我书房里最大的“惨案”。

书已然归置停当，分门别类地在身旁的地板上堆积着。我坐在群书中间，随意地翻着就近的书籍，回想起当年买书读书的情景，自顾自地傻笑。

居中正面地板上堆的全是武侠和玄幻，三联版的《金庸全集》还保存得很好，也是我最爱的武侠小说。在金庸作品旁边，是古龙、温瑞安、黄易的书，足有五六十本，散而充实地簇拥着，占据了一大方地面。

我以为凡中国人都应读几本武侠，《三侠五义》也好，《水浒传》也好，总不能一点不通，否则便不懂中国几千年来民间英雄的梦。欧洲有他们的骑士，日本有武士和浪人，就连年轻如美国者，都有西部牛仔，中国这“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英雄气，传到顾炎武就成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国士气派，是更有看头的。只可惜武侠小说除金庸外大多没什么看头。古龙、温瑞安、梁羽生等文笔都太俏，喜欢做文字上的小把戏，而在辞藻上太费周章，难免入了俗套。黄易大笔泼墨，洋洋洒洒数百万字，也算不上高明。须知作小说者，境界分明，下作为起笔无墨，扭捏挤出几十万字，言语空洞，无一所长。这类作者，当下诸多言情写手当之无愧，如过江之鲫，随手指摘。中等作家落墨潇洒，言之有物，开篇万言，句惊四座，辞藻密集处如珠落玉盘，字字铿锵，处处是功力、笔力。这类作家，写武侠的人中已然罕见，多数长篇写手自掘陷阱，无端把头起得太大，只好琢磨弥补，好似小户人家却修了紫禁城的大门，囊中羞涩却要买上好的汽车，徒费心思而已。小说的最高境界在平白，淡淡地甚至木木地，却透着精密和大气，好象下笔万言后删却九千字，自然有精华难掩的张力。这种境界，古今中外不知有几人，只是照我看，一些大家都处理不好这个问题。例如《围城》。钱钟书先生学贯中西，又故意用诸多诙谐笔调，依然不能蜕去文字外观的厚重和雕琢，有那么几次，繁复的比喻倒成了表述的累赘，是宝玉微瑕的遗憾。再如林语堂的《金华烟云》。知堂老人是散文名家，叙述时候常有忍不住议论的尴尬，虽尽力掩饰，仍然有些牙缝里漏出的残渣，恐怕他自己也忍俊不禁了。

以上所说，并非只针对武侠小说，是我所认为所有小说的总则。我承认自己对小说的苛求是接近完美的。国外小说中不乏结构严谨、语言优美的作品。单从构思来说，《安娜卡列尼娜》、《双城记》或者《红与黑》都是不容置疑的经典。然而按照中国人对于语言的审美观点，国外的小说措辞往往是深刻而繁复的——繁复的文字一向不美，中国文字的美是一字多意的朦胧和抽象的概括。据此，《双城记》开篇那一段气势磅礴的排比句反而让人觉得冗长，倒不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开头的诗词，更觉上口和沧桑。

于是，小说中能成完美者惟《红楼梦》而已。曹雪芹十年辛苦，数次删改，只留下个断文残篇。但这是《红楼梦》的幸运，她规模已成，结局已昭，本身就是“食尽鸟投林”的闺阁惨剧，中国悲剧美的精髓在这里；而历史对《红楼梦》的优待又不如此单一，中国不仅缺乏悲剧美，还缺少断臂的残缺美，《红楼》得传，中国古典小说可说无憾。

因为一本书而产生的猜测和外延，层层累积起来常把书籍本身掩埋了，同样的现象在〈圣经〉和大乘佛经的领悟上并不鲜见，我恐怕也有相同的癖好。单拿〈红楼梦〉来说，我所读的红楼评论远比文本本身来得多。从胡适先生的〈红楼梦考证〉，到林语堂、俞平伯的文章，到张爱玲〈红楼梦魇〉，周汝昌先生的曹学研究，乃至〈红楼解梦〉和刘心武先生的〈红楼望月〉，看到最后却忘记了我自己心目中的〈红楼〉是如何姿态，黛玉如何还泪、宝钗如何冷艳，自己初读〈红楼〉时如何涕泪满怀，倒成了“读书千遍，冷眼尽现”的丑态，又想那些研究《红楼梦》的学者，果有许多不怀着沉痛和悲悯，单为作奇谈怪论而研究的，这学术严谨不可谓不专，内心杂念不可谓不除，也不可谓真懂《红楼梦》的。

谈小说只说《红楼梦》，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的意思，也有“天下小说至《红楼》而尽”的意思，不知是小说的幸运还是悲哀。然而人世间还是有相可观、有情可写的，并非一种文体，一般形式所能描画干净。于是文学中又有散文，有诗歌和戏剧。

我所藏的散文书籍，中外各恰恰一半。我一直严肃地认为，西方世界散文的成就在中国之上。若论美好，梭罗、布封的作品并不下于山水花鸟的清新惬意，若论深刻，中国的散文则相去更远。不光是卢梭、蒙田、帕斯卡的说论文，西方著名的哲学家多用精炼的散文体阐述思想，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本身不就是很好的散文吗？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文主义》不也是文理清晰的说论文吗？

然而过于贬低本国的散文成就也是不可取的。中国之大，在于传统。诗歌为要，小说、戏剧为不入流，散文却是作为诗词的延伸，悠然列于国学历史之中的。上溯先秦百家，中历魏晋名流，再到唐宋八大家，再有晚清小品，实在缤纷多姿。可传统越大，资历也就越大，创新自然也小。古之散文多为立言，高一些为“言志”，低一些为“仿古”，看来看去，只沈三白《浮生六记》至情至乐，包人间烟火。可见中国泱泱散文，闲散时堪读者之罕，治学时能读者之陋。幸而“五四”浪潮，卷传统遗风，虽然过激，仍不失矫枉过正的界限。自此，散文才有些气色，如大病初愈后红润的脸色，带着泥土和西洋药物的气味。我所买的散文多是那个时候的作品。其中最喜欢的当数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钱钟书和郁达夫的作品，鲁迅的杂文自成一家，是疾病中辛辣的猛药，其余大师也都是博古通今、兼容中西的文人。只是胡适文风略显干涩，有学究气；周作人前期的散文中介绍味太重，想是随心随笔的缘故，后期做文抄公，偏是我最喜欢的风格；林语堂常写论人生、精神的题材，看名字就有些疏远，但其首创“幽默”就是一绝；梁实秋最好，连骂鲁迅都骂得别具一格，是我案头长放的散文。女作家的创作也有不输须眉的气魄，我爱读卢隐和陈衡哲的散文，卢隐的《雷峰塔下》要我说是不输《论雷峰塔的倒下》的，情到浓时不必分政治观点或胸襟广阔，有谁能说对民族的爱就一定比对一个人的爱高尚许多呢？张爱玲的散文也够好了，《爱》的末一段我现在还能背诵，还有林徽音、凌叔华等，虽看去就知是女人，柔媚细腻却远非前述大家所能琢磨的了。

奇怪的是，朱自清、徐志摩、叶圣陶等散文名家的作品，我素来不太喜欢。《背影》是值得一读的，但其他的文字总有说不出的平淡，《菏塘月色》里“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一段，我反复研究，总觉尚不如德富芦花的自然之美，许是我太急噪，不能见文字间的余味了。至于中学课本上选的散文，如《荔枝蜜》、《白杨礼赞》等等，只能说具有一个时代的烙印，但这也足够了，人民总是值得赞颂的，不过切忌反复赞颂，对最高价值的反复歌咏到最后不过导致漠视罢了。

与散文相比，戏剧的影响是更加广泛的，因为戏剧最能把艺术生活化，可以在舞台上经由演员的肢体演绎出来。然而戏剧的可读性并没有小说、散文那么强，一来光是语言的文字缺乏叙述语言的张力。本来可以平直表达的含义，转过人的情绪、思维和演员的嘴巴，如同三四层面纱后阿拉伯妇女的面容，撩拨着月下梅枝的树阴，看不清楚；二来本可以在剧院欣赏的艺术只能在床头书桌上阅读，有审美上的不满足，令人联想着金碧辉煌的剧院而不能静定，是欣赏的大敌。

所以，我的书里戏剧的分量最少，却有好多著名戏剧的碟片，作形象的补充。中国戏剧的历史虽长，也很有世俗的感召，却与当今文化有重大的隔阂。唱词的方言化、审美价值的传统化是阻碍中国戏剧发展的两大障碍。我因为《红楼梦》的缘故，曾买过一些中国古代著名戏剧的折子本，读过白先勇的昆曲研究，却怎么也提不起兴趣。那些喉音的转换、亮相的架势、走台的步点，于我是飘渺艰深的学问。可叹张晓风在文章中还指出白先勇的缺陷，我等凡俗，只云端看争斗般，悠然且惘然了。

西方戏剧的发展是很清晰的脉络。古希腊的悲剧到今天看来依然有强烈的感召，许多人世间的事，被搬上舞台后成为了艺术的生活，艺术的生活不同于生活的艺术，前者是生活的具体，后者是生活的抽象。而中国古代平民只有生存却无生活，舞台上的才子佳人不过是戏，是精美的梦。有梦却无做梦追梦的人，只好于板眼、鼓点里寻痕迹，形式艺术的没落可见一斑。偏形式又近乎传统，传统又近乎习惯，人改习惯已然不易，何况民族的习惯？

戏剧作为读物似乎只有一妙，在于精彩的文字表述。莎士比亚的用词出神入化，好象腊八的粥米，读〈麦克白〉时有银杏的苦；读〈仲夏夜之梦〉时有肉桂的甜；读〈威尼斯商人〉时又有莲子的淡香，似乎独奏的清朗，又似重奏的和谐。而莎翁本人也是最好的十四行诗作家，有驾御文字不被文字驾御的功底。

中国的戏剧更是有化词于曲的绝妙。《红楼梦》第二十二回宝钗对宝玉讲《鲁智深醉闹五台山》一节就很带意味：“漫揾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言语的艺术化处理并不让人觉得做作，因为鲁提辖性格还在，一任恣肆的豪气没有被根根断截的残发削去。其实一个粗人怎么能有出口压韵的气派？然而艺术上的戏谑是于现实和欣赏的夹缝里寻边缘的，偏向现实为俗气，偏向欣赏多为矫情。戏必要“雅俗共赏”才有趣，才成戏。同样一折《贵妃醉酒》，我等见其慵懒、媚态、回旋头晕；行家则见其身段、韵律、步点搭配，俗者不知俗，雅者不知雅，台上不知台下几何，台下不问台上寒暑，戏剧的世俗广泛就在于此了。

若说小说、散文、戏剧都是雅俗共赏的艺术，那诗歌就超越同类了。我从初中开始读诗、写诗，到现在整整十年有余，书房地板上所列中外名家的诗歌也算齐备，所遗憾的不过闲暇不多，心静时候也不多，倒费却无数读诗的良辰。

一个人的灵魂能被拥抱几次，是诗歌给心灵的奥义。梭罗曾说：“不读诗歌，人就会在平凡的绝望里枯萎腐烂。”如此，世间慈悲的宗教都是诗歌语言的流传，因为要救人，必然要怜悯，怜悯是人性里温存的情感，要靠浓烈的语言宣扬，而诗歌同时也是最含糊的语言，能隐藏神明真实的情感。

诗歌的艺术在世界上看可分三类，依地域、文化的差异而大异彼此。

西方的诗歌大抵先以神为主题，渐渐过渡到人情世界，再不堪世界的丑恶与真实而归于神秘、隐晦的境地。这与《圣经》的次序不谋而合——上帝以几乎无来由的缘故创造了世界，成为无来由的伟大，人的贡献不过是价值体系的建立，同时体现出人类内心里的爱与丑恶。上帝罕见人类的爱与真实，只对丑恶和虚伪极度反感，于是有《启示录》里激烈、隐晦的言辞。假如我们漠视神性对诗性的影响，那就等于赋予人类敌视神明和孤芳自赏的权利。这是危险而缺乏理智的。我以为，人有一部分是生活在小说里，另一部分生活在诗歌里。人无论多么现实，总要有诗意的恬淡；无论多么高远，总有现实的羁绊。有些人尽管在世人面前无所愧疚，在面对神明时总有罪孽深重的缺憾。正如神明的意识里的存在给人以完美的标准，诗歌也给予灵魂完满的境界，她使人可以在高声朗诵诗句的时候，既能诚恳地凝望上帝，也能彻底地审视自己。

中亚和西亚的诗歌一贯是人与神的故事，且人具备神性而神也具备人性。但这样的混杂不与希腊神化的孩子气的神明相同，他们的神是高尚而慈悲的人，人是追寻而得到眷顾的圣人。泰戈尔说“人固然需要神，而神灵也需要人”，这似乎是诗人们密而不宣的共同思想，印度的泰戈尔、奥修；黎巴嫩的纪伯伦、莱哈尼；阿富汗的乌尔法特等都曾有如此的笔调。他们让人觉得人时时站在神灵的面前，淘气而聪慧地微笑，神在另一端既非平人之敬，亦非幻化如来，可以是爱人，也可以是情人、亲人、朋友，却被洗涤地清亮婉顺，却不知谁受谁的洗礼，还是眼光接触的一刹，都觉彼此眼中隐隐珠圆玉润，则人拥有神时神也拥有了人。

中国几千年的诗歌好比依照人情感知构造的阳光的语言，却不知除去这样的语言外世上尚有其他文法也可叫诗。其他地域因为信仰和爱情编织的押韵词句，纵然是金玉良言，也像金色的种子落在黄色的土地上，失去了生长的动力。

奇怪的是，我一直以为中国素来没有平民，只有贵贱。但读诗句，却偏见中国人之自然为人，且与天地万物一致；又觉天地万物中尚有缺憾，以人填补恰巧满满当当。如〈洪范〉里就有“星有好风，星有好雨”的妙句，外国人翻译不出这里“好”的兴味，需有人，有喜，有亲切和整齐，不是小家碧玉，却是天地人的洋洋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