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crimosa & Sirenia

有时我想，我的工作是不存在的，它没有什么名目，不是谋生的手段，也无追求梦想的可行性。那些与我萍水相逢的顾客，不过好像热情有加的忏悔者，他们的意义，给个稳妥的说法，就是往一个神圣的杯子里注水，而我，充其量不过守在杯子旁边的猫，在黑暗处笑着，露出整齐的牙齿，待杯子快注满时伸一伸爪子，把杯子弄得左右摇摆，让它尚有余量可以填充。

    原本的意思，只不过是想有一间漂亮的工作室，至于租之何用，并没有计划，只有模糊的广告词——“想寻求倾诉者，皆可入内”。钱自然是钧佑的，本就是对他无用的东西，水费电费，乃至物业管理的费用他也照出不误。广告词也是钧佑想出来的，那是电话的时节，他百无禁忌地拨打着黄页上的号码，渴望有人听他说话，渴望面对面的交流，哪怕对象只是一台答录机。

    时间总是如此消耗的，那个夏天，北上之后，我躺在柔软如泥石流的地毯上，抽着烟，眼睛盯着天花板上的灯具，感觉皮肤渐渐变轻、变白，烟草混合着血液，在时光的裹挟下悄无声息地划过血管，逝去了，消散了，流尽了，只有手指和嘴巴的动作还在延续，想象着什么会倏忽弥散开来，会是烟蒂，还是总也不肯休息的时光，或是这血液，最后无非一具苍白的身体，可以看见血脉，由鲜红转向深紫，再是暗黑，如此而已。

   “谁会要什么生命？倘若知晓她必然远去。”这一点，我是早就知道的，从我学会听人说话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了。

    半个月后，有人怯生生地敲开门，说是寻着广告来的，想要说说爱情。漂亮的女人，她沮丧得过分，害怕人追问，害怕一个人去买醉，害怕见到别的男人。

   “干嘛不打电话给午夜电台，去听听肉麻的爱情故事，等着偶尔听到的人给你鼓励？”我粗暴地问。

   “怕被好多人听到，就再也不愿提起。”

    和许多事情一样，不说就是永远存在的，要带到天荒地老的境地里去，一经出口，就萎顿了，寿终正寝，再也不堪垂询。彼时我便知道，人们是不好自救的，即使抓着救生的绳索，即使身体轻而透明，最后也会溺死在粗烈的气息里，因为已然从内部放弃了，透露出匍匐着不要站起来的决心。   

人们穿过城市，在咖啡馆里休息，在假日广场喂鸽子，在公交车上随意地看着路上骑车的人群，不熟悉自己瞳孔的颜色，辨不出自己说话的声音，看不见自己的表情，一张愁苦的脸，你不愿意去听他的故事，你听不到那粗烈压迫下的尖叫，听不到他在向你求助，也许不过你被自己的回忆绊住了脚，觉得自己是幸存者，或者正在随着漩涡缓缓沉入水底，这里也许就是我的切入点，人们对自己的关注和对他人的毫无好奇。

    我的工作就是如此开始的，早先恐怕就有了预兆。我的记忆里从来就没有自己，意识到自己是件费力的事，听人说话之前我就懒惰安静——城市里需要的就是千千万万我这样的人，我们没有态度，没有意见，不说一句话就死掉了，这就是对城市的参与，对生命的前仆后继。

吻在身体上，催人泪下。

 

这里是一群中国人，在当今那繁荣兴旺的景象中我又看到了他们，他们走路的方式从容不迫，在人群嘈杂中，孤身自立，可以说，既不幸福，也不悲戚，更无好奇之心，向前走去又像是没有往前走，没有向前走的意念，不过是不往那边走而从这边过就是了，他们既是单一孤立的，处在人群之中对他们来说又从来不是孤立的，他们身在众人之间又永远是孑然自处。

 

只小摘两段，杜拉斯真是神人。

南京多雨，泞泞地全是建筑工地上的泥水，平时飞扬在尘嚣上的烟尘，在路面上践踏和翻滚后，渐渐又汇笼到点缀城市用的污水河道——城市的污秽也是可回收的，越建设，越辉煌，越肮脏。

好多年不读诗，尽管相信自己还是保持信仰中的一个，眼睁睁看着那些璀璨的纯真在眼底被磨碎、碾成一念之间的粉末——上帝曾在每个婴儿额头上轻轻一吻，然后轻轻推到生命之河，数十年之后，等着撒旦去收割——他用手术刀刮开皱纹，嘻嘻哈哈地寻找那吻痕，好似淘金者，涤出一些粉末：天堂与地狱的仪式，生命匆匆，不过是用来传播。

每天睡前会读一篇波德莱尔的诗，照片上的诗人，头发稀疏、脖子僵直、眼神半是空洞半是荒凉——我很难想象，就在大革命后仅仅30年，亢奋的为自由民主呐喊的精神之下，就有诗人能变得如此忧郁悲伤，聊无希望。这情形和现在中国的样子也未尝不可比，后文革时代的中国人，开放于世界的中国人，于时代精神的离心力竟然也如此坚强。

如果喜欢读书，可以看到很多惊讶的邂逅——米兰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起头的诗人诞生和波德莱尔的《祝福》开头相当有默契，《给一位交臂而过的妇女》倒好像是在扬聂鲁达的诗歌里有相同的演绎，当然，都是波德莱尔较早，甚至托尔斯泰和里尔克对他的厌恶，都成了一种对其价值的证明。

了解一个人，只有两个诀窍，一是从头开始，二是到此为止。

 

美好的事物不可比喻而得，比喻带有诱惑性，同时还有习惯性。

 

为了正直的目的摧毁自己的人生，无疑是高尚而愚蠢的。

 

如果一个人被现实环境腐蚀了，他难免失去自己的道德准则。

 

庸俗的人有两种，低层次一点的没有艺术意识，没有对美感的理想，高层次一些的具有艺术意识，却不能把这些意识融化到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去。

 

真正悲观的人，不会对美好的事物视而不见，反而会加倍珍惜。

 

你要让世界的荣光集于一身，才能尖锐批判所有的丑陋和不堪。

 

 

无数话想说，无从说起——真的无从说起——只好算了，摸一摸鼻尖，冷冷冰冰。

有些相信星座，魔羯的命也是耶稣的命，批语倒颇入扣丝丝。

开始重读日本人的书，村上龙比不上石原慎太郎，村上春树还是村上春树。

青山七惠很飒然，我若见她面定亲切叫她姐姐，一个人的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居然还有人拿张悦然和青山七惠作比，随便看了张的几章《誓鸟》，红尘晕晕，胭脂猪肉，好一方东施娉婷

最后是《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好久不读畅销书

原来巴基斯坦人也不是只读《古兰经》

读新书是发现新思想，读旧书是挖掘自己。

这次读《活着》，始终带着个大概念，也是对生之思考，对活之情状的考量。这么一来，情节都有些淡了，甚或无所谓了，有庆的死，凤霞的死，倒也无可说了；凤霞出嫁，家珍带着一小袋白米回家，这些笑出来的事也没啥大不了了。因为有这些大概念，人、事都透明起来，只是跟着难过、开心，然后到沉着不动，就好象余华写福贵"是那种能够看到自己过去模样的人，他可以准确地看到自己年轻时走路的姿态，甚至可以看到自己是如何衰老的。"想想有些欣慰且心酸，未必是源自情节，而起于这种泰然审视过往的状态，《活着》的好，好在这种沉着的娓娓道来，“活着”到头来好不好，恐怕也在这一念之间的境界。

余华恐怕一辈子要陷落在这个无头绪的对生活的思索中，因其一起头就埋在了生之意义和状态的悖论里--情状本身是可叙述的，可活着是不可尽述的，而正因状态不可描述，情状才难能可贵，才能让人哭，让人笑，至于哭笑不得。后面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真真漂亮，是对悖论的挑战，纵然不可能有答案，但尝试的很有力。再读《活着》，我总惦记着《许三观》里那种勃勃生气的戏谑口吻，二喜和凤霞枕面被面的毛主席语录，隐隐能看到这种风情，有似曾相识的快乐。

至于大环境，中国素来可说可不说，脑残的领导人、单纯的人民，生出的是朴实到不需点明的道理，中国没有啥理可以说，说出来要么是空话，要么是屁话，言辞凿凿，杀气腾腾，我也不愿意多想了。

成熟的人会把一切都当作交易，这样他们才能用卑劣的方式去做善事，同时容忍光天化日下的罪行。

 

社会之所以多姿多彩，是因其本质单调异常。

 

无可置疑，好人永远比坏人多，这个念头唯一的安慰就是让人在受苦时觉得稀松平常。

 

所谓戏剧化，永恒的主题乃是念头和结果的改弦更张。

 

没有看开或看不开，只有注意力的转移——境界的形成好比身处炎炎夏日，心里却如皑皑冰霜。

 

幽默的形式体现社会的阶段，共产主义的幽默让人笑到流泪，资本主义的幽默则令人笑中含泪。

 

为艺术、美和爱去行动，是我遵循的唯一准则。

 

人不能因为没有遭受污染而纯洁高尚，任何事物，皆从其反面得到证明和滋生的力量。

 

重要的不是答案，而是提问的方式——很少有人被爱情征服，大多数人只服从于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