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crimosa & Sirenia

     秋凉的时候，芳芜在办公楼背后的一家音像店里找了份营业员的兼职。说是兼职，报酬却低的可怜，简直有义工的性质，几乎都是晚班，八点到十二点的那种，一周要去四次，周末照常无碍，大约是店面位置不佳，要靠延长营业时间来维持。再后来，我常见她眼睑下游浮现出微青的底色，衬托着眸子越发有错落的层次感。

   “每天睡的太晚，又没有化妆掩饰的本事。”她不好意思地说。

   “疲倦的样子也很好看。”我由衷说道。

   “倒不是想多赚外快，过了时间，就算二十四小时工作也不会有生意。不过，倒总是有免费音乐可听，买唱片也相当便宜——老板再抠也不至于赚员工的钱。”

   “各取所需嘛。”

   “彼此彼此。”她会心一笑。

  虽然已然十月，本该是秋高气爽的天气，炎热似乎还没被完全压服，几次反扑回潮，终于弄得人们都心烦意乱。再加上经济不景气、失业率激增、又恰逢一年一度毕业分手的时候，真可谓多事之秋，对我，就像可有可无的配菜，品尝一下也成，当做主食则万万不行，说不上来有什么不行，总之觉得那些是与我不相干的，如果把那些风尘仆仆的时代当做一种经历，闷是一回事，回忆起来又要如何自处呢？说自己是茫然不知所措的一份子吗？宁愿忘记了事。

  顾客们呢，他们是奇怪的。若是在欣欣向荣的黄金年代，他们会自然而然生出一种仇恨的情绪，看上去那么积极可贵的东西，碰到每个人小小世界里微不足道的小小问题，就完全隐遁匿去了，只留下空剌剌的比照，相映成伤；反过来，阴郁沉闷的时期，悲观像连绵不断的网，瘟疫一样散漫游走，他们则有所凭恃，肆意浪费忧愁，何以人世的悲观成为唯一的解药，我无从知晓，除了默默记下这一方冷淡的背景外别无出路。

  还是要从天赋说起。确然的，我不比谁多知道些什么，只是不会为难自己。因为忘却的实在太多了，记下的也不少，但沉淀下来的记忆，与自己相关的甚少，也就不会无聊的回望，不会问自己如何演化成现在这样，没有中间的润滑，没有骨头接驳处软软的组织，一动起来就要血肉模糊，所以，干脆只留下一幕幕片段也好。与别人的关系也是如此，他们总是问，如果最终还是会结束，何必要有那么郑重的开始。我就冷冷的盯着他们，直到他们不安地用双手在腿上搓来搓去，直到约见的时间结束，他们不好意思地站起身离开。我的天赋就是如此。

  星期六早上，芳芜照例来整理文件。我迷迷糊糊地爬起床，上厕所、洗澡，毛巾上有那种水汗交杂的难闻味道。我皱了皱眉，湿漉漉地穿上衣服，坐回床上读书，说是日本新锐小说家的作品，本身写的极妙。可惜过了半个小时，目光仍停在同一行上，怎么努力还是白费力气。

  “有时间吗？今晚。”她忽然开口，手上的笔却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应该有空，什么事？”

  “晚上去唱片行上班，十二点来找我？”

   我唔了一声，转个身继续睡觉。

  ‘那乍寒还暖的日子啊，完全不似她转瞬即逝的模样。’那一行是这样写的。

       时间像被打到外太空的棒球，倘若不用线拉住，免不了一去不返。

尽管如此，想拉住也是太难了。如果可行，人人都想做时间之外的人。淡的如一方薄薄的纸，时间从背心抵达前胸，不过白驹过隙，痒痒的，止不住笑出声来。别人呢，别人要是 也这样穿过，就会黏在他们身上，头发上，鼻尖上，睫毛上，如同敷上面具，一层看得透、弄不破的薄膜，能呼吸到，有触觉、然后就成了一体。每个人身上都有超越时间的雾气，我们践踏她，硬是要撕下她，又要追求她，拥有她，在这种无可挽回的样子里，我们才能如此崩塌着、满怀心事地彼此相斥、相依。的确如此，这样窘迫，疲惫不堪。大约每个人都靠这个行动，动辄失去方寸，然后缓一缓神，叹口气，挪着步子去到无可挽回的绝境。

芳芜说的雪鸟啦，羽毛啦，等待啦，身体里的那根弦，都好，早被扔到烟灰缸里去了，我记不得了。病既然痊愈了，没有不工作的道理。她端来新煮的咖啡，又把烟灰缸清空，一句话也没说，直着身子，双手抱着资料面无表情地走出去，关上门。我思忖了一会，摇了摇头，按下接待客户的按钮，“开始”，“下一个”，周而复始。

顾客们顺次而入，催眠似的说出自己的身世，从哪里来，将要去哪里，途中经历的事情，这里呢，这里只是一个休息的场所，一向如此，实在是勉强不来的。有时我扪心自问，到底想见到些什么样子的人，听一些怎样的故事，当然不要是忧愁哀伤的，听的太多了，人也湿润起来，到时才发觉，人不会对一种情绪免疫，只有厌倦，而初时听到令人伤心的故事，竟然是安逸自在的，一种浸泡在灾难中的喜悦，定然是某种沦丧的烙印，与道德相悖，喜乐固然也不能尝出味道了，要我生出恻隐之心，未免也太晚了，太可笑了。然而，或许单纯的倾听他们的诉说已然是一种安慰。不错，在冷漠横行的时代里，任何实质性的举动所表达的含义都在道义上被提升了一个层次，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些稍有意思的被随意赋予“伟大”的称号，而本应妇孺皆知的规范成了宣扬性的口号标语。为此，一个顾客曾对我表达出万分的感激。他说，每次倾诉过后，回家收到我随手涂鸦的肖像画和附注的话语，将其付之一炬，就感觉那些烦恼有所缓解，能有这样的功效，真是无从谈起。

还记得第一个不求告慰的人，我至今都不明白他何以能有那样的心思，那样的定净，简直像从空气后面被拽出来的人，理一理头发，嘴角还带着一丝惊讶、几分笑意，对不起啊，不该扰乱了您哀伤的追忆，他甚至还是抱歉的，抱歉自己那样的态度，那样的从容。说起来，因为那样的风度，我记不清他的长相了，好像有惺忪的双眼，有点眼袋，双眉粗而有棱，眉心处有一道皱纹，总之是想不起来了，他的面孔像是从浴室的玻璃上反射出来的，抹去水蒸气就丝毫不剩了。

绞肉机一样的比赛。

神奇的迭戈！

伟大的尤文归来了！

有时我想，我的工作是不存在的，它没有什么名目，不是谋生的手段，也无追求梦想的可行性。那些与我萍水相逢的顾客，不过好像热情有加的忏悔者，他们的意义，给个稳妥的说法，就是往一个神圣的杯子里注水，而我，充其量不过守在杯子旁边的猫，在黑暗处笑着，露出整齐的牙齿，待杯子快注满时伸一伸爪子，把杯子弄得左右摇摆，让它尚有余量可以填充。

    原本的意思，只不过是想有一间漂亮的工作室，至于租之何用，并没有计划，只有模糊的广告词——“想寻求倾诉者，皆可入内”。钱自然是钧佑的，本就是对他无用的东西，水费电费，乃至物业管理的费用他也照出不误。广告词也是钧佑想出来的，那是电话的时节，他百无禁忌地拨打着黄页上的号码，渴望有人听他说话，渴望面对面的交流，哪怕对象只是一台答录机。

    时间总是如此消耗的，那个夏天，北上之后，我躺在柔软如泥石流的地毯上，抽着烟，眼睛盯着天花板上的灯具，感觉皮肤渐渐变轻、变白，烟草混合着血液，在时光的裹挟下悄无声息地划过血管，逝去了，消散了，流尽了，只有手指和嘴巴的动作还在延续，想象着什么会倏忽弥散开来，会是烟蒂，还是总也不肯休息的时光，或是这血液，最后无非一具苍白的身体，可以看见血脉，由鲜红转向深紫，再是暗黑，如此而已。

   “谁会要什么生命？倘若知晓她必然远去。”这一点，我是早就知道的，从我学会听人说话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了。

    半个月后，有人怯生生地敲开门，说是寻着广告来的，想要说说爱情。漂亮的女人，她沮丧得过分，害怕人追问，害怕一个人去买醉，害怕见到别的男人。

   “干嘛不打电话给午夜电台，去听听肉麻的爱情故事，等着偶尔听到的人给你鼓励？”我粗暴地问。

   “怕被好多人听到，就再也不愿提起。”

    和许多事情一样，不说就是永远存在的，要带到天荒地老的境地里去，一经出口，就萎顿了，寿终正寝，再也不堪垂询。彼时我便知道，人们是不好自救的，即使抓着救生的绳索，即使身体轻而透明，最后也会溺死在粗烈的气息里，因为已然从内部放弃了，透露出匍匐着不要站起来的决心。   

人们穿过城市，在咖啡馆里休息，在假日广场喂鸽子，在公交车上随意地看着路上骑车的人群，不熟悉自己瞳孔的颜色，辨不出自己说话的声音，看不见自己的表情，一张愁苦的脸，你不愿意去听他的故事，你听不到那粗烈压迫下的尖叫，听不到他在向你求助，也许不过你被自己的回忆绊住了脚，觉得自己是幸存者，或者正在随着漩涡缓缓沉入水底，这里也许就是我的切入点，人们对自己的关注和对他人的毫无好奇。

    我的工作就是如此开始的，早先恐怕就有了预兆。我的记忆里从来就没有自己，意识到自己是件费力的事，听人说话之前我就懒惰安静——城市里需要的就是千千万万我这样的人，我们没有态度，没有意见，不说一句话就死掉了，这就是对城市的参与，对生命的前仆后继。

吻在身体上，催人泪下。

 

这里是一群中国人，在当今那繁荣兴旺的景象中我又看到了他们，他们走路的方式从容不迫，在人群嘈杂中，孤身自立，可以说，既不幸福，也不悲戚，更无好奇之心，向前走去又像是没有往前走，没有向前走的意念，不过是不往那边走而从这边过就是了，他们既是单一孤立的，处在人群之中对他们来说又从来不是孤立的，他们身在众人之间又永远是孑然自处。

 

只小摘两段，杜拉斯真是神人。

南京多雨，泞泞地全是建筑工地上的泥水，平时飞扬在尘嚣上的烟尘，在路面上践踏和翻滚后，渐渐又汇笼到点缀城市用的污水河道——城市的污秽也是可回收的，越建设，越辉煌，越肮脏。

好多年不读诗，尽管相信自己还是保持信仰中的一个，眼睁睁看着那些璀璨的纯真在眼底被磨碎、碾成一念之间的粉末——上帝曾在每个婴儿额头上轻轻一吻，然后轻轻推到生命之河，数十年之后，等着撒旦去收割——他用手术刀刮开皱纹，嘻嘻哈哈地寻找那吻痕，好似淘金者，涤出一些粉末：天堂与地狱的仪式，生命匆匆，不过是用来传播。

每天睡前会读一篇波德莱尔的诗，照片上的诗人，头发稀疏、脖子僵直、眼神半是空洞半是荒凉——我很难想象，就在大革命后仅仅30年，亢奋的为自由民主呐喊的精神之下，就有诗人能变得如此忧郁悲伤，聊无希望。这情形和现在中国的样子也未尝不可比，后文革时代的中国人，开放于世界的中国人，于时代精神的离心力竟然也如此坚强。

如果喜欢读书，可以看到很多惊讶的邂逅——米兰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起头的诗人诞生和波德莱尔的《祝福》开头相当有默契，《给一位交臂而过的妇女》倒好像是在扬聂鲁达的诗歌里有相同的演绎，当然，都是波德莱尔较早，甚至托尔斯泰和里尔克对他的厌恶，都成了一种对其价值的证明。

了解一个人，只有两个诀窍，一是从头开始，二是到此为止。

 

美好的事物不可比喻而得，比喻带有诱惑性，同时还有习惯性。

 

为了正直的目的摧毁自己的人生，无疑是高尚而愚蠢的。

 

如果一个人被现实环境腐蚀了，他难免失去自己的道德准则。

 

庸俗的人有两种，低层次一点的没有艺术意识，没有对美感的理想，高层次一些的具有艺术意识，却不能把这些意识融化到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去。

 

真正悲观的人，不会对美好的事物视而不见，反而会加倍珍惜。

 

你要让世界的荣光集于一身，才能尖锐批判所有的丑陋和不堪。